从“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近期高层话语体系中的这一微妙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

　　“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个新词在公众听来似很新鲜，但供给侧本身并不是新鲜事。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推进简政放权、“双创”和“互联网+”等一系列动作，实质上都是从供给侧发力的宏观调控举措。

　　今天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料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重点部署。从高层“剧透”来看，减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简政放权、“双创”、新兴产业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标配”

　　在最近一个多月里，高层为“供给侧改革”频频吹风。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随后，这一名词成为高层在谈及中国经济时的“标配”。

　　11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到，“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15日，习近平在G20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7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表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发言称，“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12月份，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两场专家座谈会。两场座谈会上，李克强都提到同一个点：从供需两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一时间， “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界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事实上，“供给侧”并不新鲜，就像硬币的两面，有需求就有供给，只是长期以来高层在谈到宏观调控时比较侧重于需求侧，即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而现在，高层已经明确要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

　　这一变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实践证明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复苏。”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指出。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力图通过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2009年-2010年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10万亿贷款发放，近两年国家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投资额度都超过万亿。尽管如此，经济下行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十二五”期间）我们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

　　其实，经济增速下行仅是表象，更为严重的是4万亿“强心剂”注入后，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的副作用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

　　产能过剩到了什么程度？以钢铁为例，美国钢铁协会等9家钢铁组织日前发布一份声明，其中援引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称，目前全球的钢铁产能过剩量约7亿吨，而中国的钢铁企业过剩产能约为3.36亿至4.25亿吨。

　　产能过剩背后是企业大面积亏损。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281.22亿元，亏损企业49家，占统计会员企业户数的将近一半。

　　钢铁业仅是产能过剩的冰山一角。“现在的产能过剩是资源错配的结果，即我们将太多的资源投向了一些投资回报率和社会需求低的产业。”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对上证报记者说。

　　与产能过剩相连接的是不断攀升的债务规模。今年8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2014年底，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总额达150.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70%上升到236%，6年间上升65.7个百分点。

　　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中国实体企业的债务规模为13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这一杠杆率水平比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都要高。

　　2008年央行曾连续降息4次，2014年底启动的这轮降息降准已有6次。但我们在翻阅各大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调研中小企业负责人时，看到、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仍是“融资难、融资贵”。

　　值得警惕的资产泡沫、难以承受的政府和企业债务，以及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许小年坦言，“到了这一步，面向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再也走不下去了。”

　　 供给侧改革早已“潜伏”

　　“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在这样的体量基础上继续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小修小补只能应付一时。本届政府没有推行量化宽松，也没有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措施，我们作出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这是李克强最近为《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撰文中的一段话。现在，结构性改革前面有了一个定语，叫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海通证券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看来，需求侧有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

　　若循着这些要素出发，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早已悄然展开。

　　优化劳动力配置方面，两年前放开了单独二孩，今年放开全面二孩，补充人口红利；出台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在内诸多文件，破冰户籍改革，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

　　针对优化土地配置，从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村土地改革作为重点，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针对优化资本配置，在这方面，近几年面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企业的定向减税降费措施频出。今年国务院还决定，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并推出一批重大技改工程重点扶持。

　　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助力产业升级的顶层规划相继出炉，更是“供给侧”发力的明证。

　　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政策密集扶持的方向。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及各大部委出台的涉及“双创”政策文件就不下20个。

　　更为醒目的标志来自“政府的自我革命”。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供给端改革最大的举措就是简政放权。

　　自本届政府上台以来，简政放权贯穿其施政方针的始终。李克强在2013年就职总理时就表示，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这意味着，最迟在2017年年初，需要总计减少560项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但实际上，政府“削减”的步子远比预期要快得多，到2014年底，国务院就已累计取消和下放超过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总理提前兑现了承诺。

　　简政放权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看来，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做事会更容易，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在观察政府“促改革”的行动一年后，民生宏观研究员朱振鑫在2014年3月份撰写的研究报告中下了一个结论：政府从“西医疗法”转向“中医疗法”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通过“促改革”改善生产要素供给，激发中国经济的新活力。

　　“供给侧改革”在今年最后两个月加速爆发。11月以来，国务院共召开5次常务会议，其中有4次工作部署涉及供给侧改革，分别是从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和消费升级等方面入手，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李克强在12月7日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外专家说，本届政府推进简政放权、“双创”和“互联网+”，实质上都是从供给侧发力。

　　强调供给侧能否拉动中国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供给方面调控是中期的调控，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政策的调整、技术政策的调整、资源配置的调整，这些都不是近期就可以见效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政策频繁托底，经济增速仍在持续放缓。但不容忽视的是，政府对“有效供给”的重视正在并将继续影响着经济结构。

　　姜超分析说，“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

　　这一点从近几年的经济数据中得以体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服务业正以半壁江山之势挑起经济大梁。

　　明年供给侧改革重点圈定

　　供给侧改革下一步如何进行，重点在哪里？尽管这些问题还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予以明确，但我们仍可以从近期高层会议和领导人的言论中窥出个轮廓。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打响“四个歼灭战”，即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

　　李克强12月2日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时表示，在供给方面，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扩大有效供给。

　　几天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明年的供给侧改革要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保持有效投资力度”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对今后的供给侧改革提出各种建议。万博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扩大减税力度，并用发行国债弥补财政缺口，既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又可以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开启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

　　从近期官方释放的信号来看，政府已经做好了扩大财政赤字的准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11月初称，“3%的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可以反思调整。”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明年财政大扩张埋下伏笔。

　　不过，在许小年看来，“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报，但其重要性还不如放松和解除管制，后者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他“过剩产能的实质是创新能力的欠缺”的判断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则对上证报记者表示，近期的供给侧改革主要会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政治局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

　　“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姜超也认为，未来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一条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近平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共50个字：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

　　“供需两端发力更多是体现政府兼顾和平衡经济短期平稳增长和中长期转型的诉求。”章俊分析说，在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对就业以及金融体系造成负面冲击。“因此，为了给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政府在着眼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维护有效需求。”章俊指出。

　　当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发展新常态，一场深刻变革也在进行中。而“供给侧改革”则是这场变革的有力的一章，它无疑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重塑中国经济未来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