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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官出行:曾国藩每年养马花费等于全年工资

曾国藩每年需要花费一百两左右用来饲养马匹、保养马车及雇用车夫,那么这一项也和他全年的工资收入差不多了

对普通京官来说,每年的交通费压力,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清代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六十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文官则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以乘轿。

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明确的区分,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但据何刚德的说法,京城的绿呢蓝呢,其实要求并没那么严格:“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

虽有坐轿的权力,京官们往往选择坐车,坐轿开支太大。买轿子雇轿夫的钱不是普通官员能承受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

曾宝慈的记述更直观。他说曾广汉作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午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工资月白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 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工资一项每年就要九十六两。

因此,不少高级大臣也选择坐车。据《清稗类钞》,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许多强撑体面的官员,将绿呢大轿保留在宅第的轿厅里,却很少使用,只有在重大场合,才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坐车也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也买不起,只能经常雇车。最穷困的京官则极少雇车,绝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步行,比如刘光第。刘光第做京官时,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 每天步行十公里,堪称健足。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是他没有刘光第那样艰苦,隔三差五会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曾国藩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办公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比如琉璃厂、长沙会馆、湖广会馆。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居住在宣南。

通计道光二十一年这一年,他日记中提到去长沙会馆十五次,琉璃厂十三次,紫禁城(包括翰林院)七次,湖广会馆六次,文昌馆五次,圆明园三次,财神馆二次,出彰义门(彰义门就是广宁门)送人离京二次,西直门外极乐寺一次。提到经过顺城门(就是宣武门)二次。曾国藩去圆明园、皇宫、翰林院等处自然需要坐车。从绳匠胡同到会馆,路并不远,账簿显示他也经常坐车去。可见他日常生活是比较注意官员体面的。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关于交通费有十分零散琐碎的相关记载,比如:

正月,车夫一千文。

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合计一下,结果是白银50.58两。

这是初入北京之际的情况。道光二十四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后,曾国藩就开始自养车马。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须费百金。因郭雨三奉讳出京,渠车马借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见还。

可见车马是郭雨三借给他的,可能是用来抵偿五十两负债。曾国藩每年需要花费一百两左右用来饲养马匹、保养马车及雇用车夫,那么这一项也和他全年的工资收入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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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标签: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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