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反，从不可贸易部门开始提高工资水平，倒过来会溢出到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因为服务业价格跟着工资一起涨，会让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部门竞争力下降。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方面，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取代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途径。

　　由于这些年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似乎也变得暗淡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不再乐观。其实，这几年的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新一届政府慎重的宏观政策来解释，并不值得太担心。真正的担忧在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趋势是否确定。这个问题上，政府过去的一些做法即使存在着共识，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而我最为担心的就是那些很快会形成全面共识的思潮和认识，因为这些共识影响了、甚至推动了高层的决策和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这样的共识有过不少。过去有，今天也有。我现在要提到其中的一个，跟所谓的“中美经济的再平衡”有关。我们知道，过去10多年来，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由，美国要求中国经济实现宏观上的再平衡，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增加进口，从而实现贸易上的平衡。我曾经在一些评论中说，美国提出的这个再平衡要求与我们国内多数经济学家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消费占比的呼声在逻辑上几乎同出一辙，于是就得到了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呼应。从此，“再平衡”成为我所说的几个拥有广泛共识的观点之一。

　　再平衡的提法最初虽然针对的是中美双边贸易的，但主要针对了中国。对美国来说，再平衡不见得会起什么作用，因为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积累已久，不容易改变，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积重难返，再平衡不过是个口号而已。我不知道美国的经济如何能够做到再平衡。美国能重返制造业大国地位吗？美国能成为出口大国吗？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我们本土的不少经济学家会相信美国做得到，但美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似乎相对容易很多。

　　在中国，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再平衡的政策10年来从没有改变过。除了汇率升值之外，最显而易见的再平衡政策还体现在那些分配性的和再分配性的政策中。实行那些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目的，就是努力提高消费占比、降低投资占GDP的份额，而与之相配合的产业政策便是要提高服务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这其中也包括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来对待，以尽快让服务业份额大过制造业。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增长轨道上来。而在政策上，政府是把刺激消费需求和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当作了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基本政策目标。

　　仔细观察过去10年来的经验，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在宏观结构上的确在趋于平衡。问题是，这是令人鼓舞的还是令人担忧的？我们需要加以分析才能给出基本的答案。我们要知道的是，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来看，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是不太可能平衡的，平衡的经济不太可能实现快速的增长。很多人没有明白，经济发展就是从结构不平衡到平衡的实现过程。例如，从统计上看，世界上只有两类国家的消费占比最高，最富裕的和最贫困的国家。对于最贫困的国家而言，还没有实现经济发展。实际上，较高的消费占比和较高的服务业占比通常都是经济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结果和标志，但是前者却并不是后者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不能人为地去提高消费占比和服务业的占比。但过早、过快地提高消费占比和服务业占比其实是再平衡呼声的政策含义。

　　经济学的研究早就发现，过早提高消费占比，国民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消费，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时候把更多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以后，总体生产率会下降，这是全球的经验，所以，过早提高消费和服务业的占比会降低生产率的增速和水平，最终扭曲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政策上实现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很可能在经历“过早去工业化”。而过早地去工业化有可能负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政策上把服务业的份额提高就需要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制造业吸引到服务业中来。而这么做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要提高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需要人为地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所谓生存工资。为此就要大幅度缩小城乡劳动力之间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并要求政府大力干预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在过去10多年来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长平均每年大概有15-20%，这并不真正是中国的人口转变造成的结果。关于颇为流行的中国人口转变的“刘易斯拐点”一说，我注意到最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的挑战。

　　再平衡的结果，过去10年来，大家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超出了普通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不仅困难，而且入职时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甚至不及按小时工资来算的钟点工，这种情形的出现可能与我们经济的再平衡努力有关联。

　　再平衡的概念与资本账户开放和自由浮动汇率等其他概念一样，很容易打动人，理论上完美无缺。但是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到底是否利大于弊，还是很值得经济学家深入分析。念经济学的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的可贸易部门很有竞争力，它的生产率增长很快，那么这个部门的工资会跟着生产率一起涨。而因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缘故，非贸易部门，特别是服务业的工资也就会不断向可贸易部门靠拢，这就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所以，是贸易部门的工资向不可贸易部门的传递导致了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是正面的，它将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果贸易部门不断地增长，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推动工资逐步上升，然后逐步传递到非贸易部门，导致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部门的工资缓慢上升，这时候服务业的工资和整个经济的服务业占比的演变就是良性且积极的，而且将来如果我们观察到在某一年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份额，也就很正常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可是，如果我们采取干预经济的再平衡政策，促使经济实现所谓的再平衡，那逻辑就反过来了，因为要从不可贸易部门开始提高工资水平，这样会倒过来传递到制造业，因为服务业价格跟着工资一起涨，这样会让劳动力成本上升，倒过来会溢出到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导致贸易部门的竞争力下降，因为工资增长比生产力增长更快，所以可贸易部门失去的是竞争优势，要知道贸易部门对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很重要。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超出了制造业，我是担忧的，因为它可能与再平衡有直接关系。如果成本的上升不是从可贸易部门开始，并逐步来推动服务业发展，那这个现象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发生改变的信号，所以我把它叫做“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也许这是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刚才说到，由于再平衡的努力，由于服务业工资增长过快导致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下降。这是一个局部现象吗？是否就是沿海的现象？起初，我们会这样看问题，认为这就是发生在沿海的现象。如果是这样，沿海的制造业可以内迁到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是最好的结局。不过，情况并不这么乐观。最近IMF做了调查，发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比沿海低不了多少，大概只低15-20%，我想这也说明成本上升不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加而引起，而是经济再平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产业就会选择转移到境外，比如到孟加拉、越南等工资水平非常低的地方去。所以，中西部地区承接来自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机会也许并不那么大，因为其工资水平跟沿海的差距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产业在国内的转移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希望产业能够尽快实现升级换代，来绕开产业在转移过程当中遇到的工资屏障。不过，我们更要清醒，产业升级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产业升级首先需要更新劳动力的技能，我们都知道技能的增长不可能快于GDP的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短期用产业升级来代替产业转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还能怎么办？亡羊补牢吧。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逆转的时候。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经历了十年再平衡的取向之后，需要做大的调整。在今天经济减速的情景之下，我们更需要考虑怎么把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取向重新调回到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核心问题上面。在我看来，所有的政策最终都要落实到能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来，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从中长期来说是唯一让工资上升的理由。其他所有的为了再平衡加大的再分配的政策，包括促进消费的政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如果不能顺应生产率增长的话，都可能伤害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方面，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取代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途径。在政策制定层面上，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上，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因为技能的培训、劳动力素质提高都是缓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得依赖投资提升劳动生产率，政策重心也要聚焦到劳动生产率提升这个核心问题，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哪怕是7%的增长率，还是要有生产率的支撑。现在回头反思一下，比如大家看到的中小企业的问题，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与我们10年来总体上偏向分配政策有关。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多了，有助于推动生产率增长的直接生产性的政策弱了。也许我们在政策制定层面上该重新考虑如何更多地关注促进生产率提高这个核心问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2014年12月30日下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2015世界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发布会上的发言，有删节。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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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再平衡”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

　　2015年1月9日 07:32来源:文汇报

　　原标题: 关于“再平衡”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

　　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反，从不可贸易部门开始提高工资水平，倒过来会溢出到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因为服务业价格跟着工资一起涨，会让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部门竞争力下降。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方面，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取代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途径。

　　由于这些年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似乎也变得暗淡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不再乐观。其实，这几年的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新一届政府慎重的宏观政策来解释，并不值得太担心。真正的担忧在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趋势是否确定。这个问题上，政府过去的一些做法即使存在着共识，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而我最为担心的就是那些很快会形成全面共识的思潮和认识，因为这些共识影响了、甚至推动了高层的决策和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这样的共识有过不少。过去有，今天也有。我现在要提到其中的一个，跟所谓的“中美经济的再平衡”有关。我们知道，过去10多年来，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由，美国要求中国经济实现宏观上的再平衡，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增加进口，从而实现贸易上的平衡。我曾经在一些评论中说，美国提出的这个再平衡要求与我们国内多数经济学家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消费占比的呼声在逻辑上几乎同出一辙，于是就得到了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呼应。从此，“再平衡”成为我所说的几个拥有广泛共识的观点之一。

　　再平衡的提法最初虽然针对的是中美双边贸易的，但主要针对了中国。对美国来说，再平衡不见得会起什么作用，因为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积累已久，不容易改变，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积重难返，再平衡不过是个口号而已。我不知道美国的经济如何能够做到再平衡。美国能重返制造业大国地位吗？美国能成为出口大国吗？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我们本土的不少经济学家会相信美国做得到，但美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似乎相对容易很多。

　　在中国，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再平衡的政策10年来从没有改变过。除了汇率升值之外，最显而易见的再平衡政策还体现在那些分配性的和再分配性的政策中。实行那些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目的，就是努力提高消费占比、降低投资占GDP的份额，而与之相配合的产业政策便是要提高服务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这其中也包括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来对待，以尽快让服务业份额大过制造业。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增长轨道上来。而在政策上，政府是把刺激消费需求和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当作了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基本政策目标。

　　仔细观察过去10年来的经验，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在宏观结构上的确在趋于平衡。问题是，这是令人鼓舞的还是令人担忧的？我们需要加以分析才能给出基本的答案。我们要知道的是，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来看，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是不太可能平衡的，平衡的经济不太可能实现快速的增长。很多人没有明白，经济发展就是从结构不平衡到平衡的实现过程。例如，从统计上看，世界上只有两类国家的消费占比最高，最富裕的和最贫困的国家。对于最贫困的国家而言，还没有实现经济发展。实际上，较高的消费占比和较高的服务业占比通常都是经济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结果和标志，但是前者却并不是后者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不能人为地去提高消费占比和服务业的占比。但过早、过快地提高消费占比和服务业占比其实是再平衡呼声的政策含义。

　　经济学的研究早就发现，过早提高消费占比，国民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消费，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时候把更多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以后，总体生产率会下降，这是全球的经验，所以，过早提高消费和服务业的占比会降低生产率的增速和水平，最终扭曲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政策上实现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很可能在经历“过早去工业化”。而过早地去工业化有可能负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政策上把服务业的份额提高就需要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制造业吸引到服务业中来。而这么做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要提高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需要人为地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所谓生存工资。为此就要大幅度缩小城乡劳动力之间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并要求政府大力干预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在过去10多年来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长平均每年大概有15-20%，这并不真正是中国的人口转变造成的结果。关于颇为流行的中国人口转变的“刘易斯拐点”一说，我注意到最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的挑战。

　　再平衡的结果，过去10年来，大家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超出了普通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不仅困难，而且入职时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甚至不及按小时工资来算的钟点工，这种情形的出现可能与我们经济的再平衡努力有关联。

　　再平衡的概念与资本账户开放和自由浮动汇率等其他概念一样，很容易打动人，理论上完美无缺。但是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到底是否利大于弊，还是很值得经济学家深入分析。念经济学的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的可贸易部门很有竞争力，它的生产率增长很快，那么这个部门的工资会跟着生产率一起涨。而因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缘故，非贸易部门，特别是服务业的工资也就会不断向可贸易部门靠拢，这就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所以，是贸易部门的工资向不可贸易部门的传递导致了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是正面的，它将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果贸易部门不断地增长，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推动工资逐步上升，然后逐步传递到非贸易部门，导致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部门的工资缓慢上升，这时候服务业的工资和整个经济的服务业占比的演变就是良性且积极的，而且将来如果我们观察到在某一年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份额，也就很正常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可是，如果我们采取干预经济的再平衡政策，促使经济实现所谓的再平衡，那逻辑就反过来了，因为要从不可贸易部门开始提高工资水平，这样会倒过来传递到制造业，因为服务业价格跟着工资一起涨，这样会让劳动力成本上升，倒过来会溢出到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导致贸易部门的竞争力下降，因为工资增长比生产力增长更快，所以可贸易部门失去的是竞争优势，要知道贸易部门对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很重要。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超出了制造业，我是担忧的，因为它可能与再平衡有直接关系。如果成本的上升不是从可贸易部门开始，并逐步来推动服务业发展，那这个现象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发生改变的信号，所以我把它叫做“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也许这是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刚才说到，由于再平衡的努力，由于服务业工资增长过快导致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下降。这是一个局部现象吗？是否就是沿海的现象？起初，我们会这样看问题，认为这就是发生在沿海的现象。如果是这样，沿海的制造业可以内迁到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是最好的结局。不过，情况并不这么乐观。最近IMF做了调查，发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比沿海低不了多少，大概只低15-20%，我想这也说明成本上升不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加而引起，而是经济再平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产业就会选择转移到境外，比如到孟加拉、越南等工资水平非常低的地方去。所以，中西部地区承接来自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机会也许并不那么大，因为其工资水平跟沿海的差距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产业在国内的转移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希望产业能够尽快实现升级换代，来绕开产业在转移过程当中遇到的工资屏障。不过，我们更要清醒，产业升级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产业升级首先需要更新劳动力的技能，我们都知道技能的增长不可能快于GDP的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短期用产业升级来代替产业转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还能怎么办？亡羊补牢吧。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逆转的时候。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经历了十年再平衡的取向之后，需要做大的调整。在今天经济减速的情景之下，我们更需要考虑怎么把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取向重新调回到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核心问题上面。在我看来，所有的政策最终都要落实到能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来，因为生产率的提高从中长期来说是唯一让工资上升的理由。其他所有的为了再平衡加大的再分配的政策，包括促进消费的政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如果不能顺应生产率增长的话，都可能伤害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方面，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取代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途径。在政策制定层面上，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上，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因为技能的培训、劳动力素质提高都是缓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得依赖投资提升劳动生产率，政策重心也要聚焦到劳动生产率提升这个核心问题，中长期中国经济发展，哪怕是7%的增长率，还是要有生产率的支撑。现在回头反思一下，比如大家看到的中小企业的问题，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与我们10年来总体上偏向分配政策有关。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多了，有助于推动生产率增长的直接生产性的政策弱了。也许我们在政策制定层面上该重新考虑如何更多地关注促进生产率提高这个核心问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2014年12月30日下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2015世界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发布会上的发言，有删节。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