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征

亚投行给了欧洲人另外一条出路。亚洲是公认的未来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数十亿的人口，巨大的市场，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而且中国要做的是通过交通和基础设施将亚洲和欧洲连在一起，这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是亚洲和欧洲各国。

2015年的3月注定会被载入史册，在这个月里发生的各种围绕亚投行创立的博弈与角力将会被写入未来的国际关系课本，而世界秩序也将因此发生变化。

中国曾于2014年10月邀请美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但是被美国以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功能相似，没有必要再建立一家为由拒绝了。美国还游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是今年3月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表态有意加入亚投行后，多米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等欧洲国家纷纷表态要加入亚投行，今天上午，俄罗斯在博鳌论坛上宣布要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

为什么美国的小伙伴们纷纷倒戈了呢？近期的一些评论文章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大致有：1.对美国霸权不满论；2. 看好中国的未来发展论；3. 有钱不赚白不赚论；4.争夺人民币离岸市场论；5. 建构国际新秩序论。

虽然本人的研究领域并非金融与经济，但是在什么都讲究跨界的今天，也想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的现象做一点粗浅的解读，为这场辩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目前对于美国不参加亚投行的解释一般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分析“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世界第一与世界第二的关系是微妙的，美国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一定希望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希望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 “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策略直至其解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高速发展多年后，美国召集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央行签署“广场协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

由于苏联和日本都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苏联军事发达而经济孱弱，日本土地面积有限，因此不能成为美国真正的威胁。对于苏联和日本的挑战，美国没有发动战争，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这两个对手。

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确实开始忧虑了。中国的国土面积、资源、人员素质都不输于美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多倍，只要按照目前的进度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情。

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出于“冷战”的惯性思维，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策略，比如这几年非常流行的“重返亚太”战略。因此，美国为何不加入亚投行，也不想让它的盟友加入的动机就非常好理解了。

但是，欧洲国家为何这么积极地要加入亚投行呢？从理性角度来看，欧洲国家可以选择谁都不得罪，不选边站队，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中国，在一旁看戏就好。亚投行这区区1000亿美元的创始投资对于欧洲大国而言都不在话下，难道欧洲国家真的缺钱缺得如此厉害，为了这么点钱就愿意与美国撕破脸？还是说欧洲人如此有预见性地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决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本文将视野投回20世纪30年代，希望从历史中为欧洲国家的行为找到合理解释。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实力与地位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因此，一战的根源是殖民主义以及各国实力的结构性失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应对方面美国与德国和日本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路径。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通过推行“新经济”政策，由政府出资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国内的就业率，避免社会陷于动荡。德国与日本则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对外发动战争以转嫁国内的危机。

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又一次把全球拖入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刺激经济，保障就业，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全球各国的超发货币风潮，美国不过打了一个喷嚏，欧洲就感冒了，欧洲不久就爆发了“欧债危机”，而且至今仍未有经济复苏的迹象。

笔者在美国读书时也结交了一些欧洲的朋友，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失业。(意大利30岁上下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多要不就没有工作，要不就在打短工。)这种情况，对于我这位成长于GDP多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的中国人而言是很难理解的。

我从来没有尝过失业的滋味，而我的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朋友却尝过。所以，凭着我对欧洲浅尝辄止的了解，欧洲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而且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

从历史上看，要渡过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只有二战前“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两种方法。要不然政府大量赤字，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的动荡。要不然就一直拖着，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发动战争。

欧洲已经高速发展了那么多年，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谈何容易？这时出现的亚投行给了欧洲人另外一条出路。亚洲是公认的未来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数十亿的人口，巨大的市场，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亚投行的发起者——中国的实干精神在世界范围都有口皆碑，中国有技术、有工业、有人才，有市场，而且中国要做的是通过交通和基础设施将亚洲和欧洲连在一起，这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是亚洲和欧洲各国。

此外，如果能够把欧洲的资本与亚洲的廉价劳动力结合，与亚洲国家迫切想改变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的刚需结合起来，那么欧洲可以通过投资亚洲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中国建立亚投行其实是一个世界版的“新经济”政策。如果中国的方案能够成为现实，参与的各国都能通过对亚洲的投资顺利渡过经济难关，世界也因此而有了和平发展的希望。所以，为什么不参加？对于欧洲而言不但应该参加，还应该积极参加。

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和中国给了世界两个选择。美国的方案是自扫门前雪，靠着美国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超发货币和本币贬值将危机转嫁到他国。中国的方案是“授人以渔”，大家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亚洲的经济蛋糕做大，所有参与国都因此平稳渡过危机。美国的方案可以达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却是建立在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国家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方案有可能会导致部分欧洲国家的崩溃，而在欧洲一体化的今天，一个欧洲国家的崩溃就意味着整个欧盟的崩溃。欧元区可能爆发火烧连营般的严重后果，如果欧洲主要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国内形势出现动荡，激进政党上台，或者是被恐怖势力趁乱控制了其核武库，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中国的方案虽然慢一些，过程虽然曲折一些，但却是一个和平的方案，是一个给世界人民希望的方案。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就意味着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抛下成见，共同合作，为人类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如果中国的方案能够成功，也是对国际关系领域两大主流理论的一次最好实证。我们通过亚投行的实践可以去验证到底是“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至上论，还是“制度主义”的相互依赖论真正反映了21世纪的国家间关系。

笔者是研究外交决策的，看过了历史上太多关于战争的重大外交决策是在一种多么仓促、非理性的条件下做出的。是否发动战争有时就是一线之间。远的不说，就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是否将核武器运入古巴的问题上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欺骗。他一直相信赫鲁晓夫向他的保证，并向美国媒体公开宣布苏联运入古巴的都是防守型武器。

因此，当美国U2飞机拍下确凿证据，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弹头时，肯尼迪感觉受到了愚弄，因此坚决不肯私底下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判，让苏联人悄悄撤出核武器，而是采取了公开应对的方式，宣布封锁古巴海域，如果苏联不撤出核武器就发出战争威胁。

美国和苏联在1962年公开互相下最后通牒的做法，其实是将全人类的命运作为筹码，赌哪一边先服软做出让步。在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重大决策上采取如此意气用事的态度，无疑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可叹的是，我们无法保证未来的决策者能够在理性的状态下做出事关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当前，世界经济继续恶化，世界某些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出现问题的是哪个国家。经济危机会带来社会动荡，经过宗教的、主权的、民族的、历史的各种矛盾的放大，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出现动荡的国家会将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但是，我们知道世界很脆弱，人类无法承受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更无法承受一场核战争。

世界重新走到关键的路口，欧洲各国的举动并非不听美国老大哥的话那么简单，更多地是在自救，是对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一种用脚投票。

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跳出了历史的局限，超越了19世纪殖民主义和20世纪霸权主义的思维。习总书记今天在博鳌的讲话，就是中国方案的最好诠释。“正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