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500强中国企业:大还是伪大?
全球500强最新榜单出炉,中国企业毫无悬念地又是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100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数量仅次于美国;中石化取代埃克森美孚,闯进前3名,改变了多年以来由沃尔玛、壳牌、埃克森美孚包揽前3名的局面。
梳理与500强榜单相关的新闻,不难发现,很多企业或是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都把全球500强的名头,当做一块金字招牌。但在研究领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提醒说,不要再迷信500强排名,这份以年营业收入为标尺的榜单,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企业的现实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进入全球500强,只能说企业的营业收入高,规模做得大,但“大”不等于伟大。如果只有营业收入可观,但利润、投资资本收益率等其他衡量企业健康性的指标并不理想的话,“大”也只是“伪大”。
刘俏分析说,尽管中国企业在全球500强中已经占据了1/5的份额,但如果要按利润来排名的话,中国只有7家企业能进入全球最赚钱企业的前50名,而且几乎清一色是金融类企业。
换句话来说,就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最赚钱的都是金融类企业。这些企业赚钱的法宝并不是靠业务创新,而是得益于金融业的制度红利。
刘俏说,进入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中,除了7家金融机构利润的成绩还不错外,相当一部分企业的业绩并不乐观。比如,排名全球500强第三的中石化,利润只有89亿美元,而与其同在第一阵营的沃尔玛和壳牌,利润都超过160亿美元。
有专家做了一个计算,中国大陆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95家企业(另外5家来自香港、台湾)平均利润为32.2亿美元,低于全球500强公司的总平均数39.1亿美元。
而在2013年的榜单中,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曾达到全球500强公司的平均水平。这样的变化折射出,最近一年中国企业的赢利水平明显下降。
进入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中,最赚钱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其利润甚至超过了美国苹果公司。但在刘俏看来,中国工商银行在人们心目中受赞赏和尊敬的程度远远低于苹果公司。他介绍说,《财富》杂志每年发布500强榜单时,也会发布一份全球最受赞赏的50家企业名单,美国苹果公司已经连续7年排名第一。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50家最受赞赏的上榜公司中,美国公司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共有42家公司上榜,除了前3名苹果、亚马逊、谷歌之外,还有耐克、微软、英特尔等。在亚洲地区,新加坡、韩国、日本各有一家公司上榜。中国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家公司入选过“全球最受赞赏的公司全明星榜”。
再来看看,全球500强中50家亏损最严重的企业,中国占据了16家,多为能源类型的企业。出现亏损的企业相对集中在国有企业聚集的钢铁、煤炭、化工、船舶等行业。其中,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公司、鞍钢集团公司是中国最亏企业前3名。
还有研究发现,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大陆企业的平均收入略低于全球500强公司的总平均数,平均资产则略高于总平均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企业平均员工人数达到19万,远远高于总平均员工人数的13万人。
利润指标、受赞赏程度等其他维度的考量足以说明,规模大的企业并不一定就是好企业。近年来,刘俏还在用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指标来研究企业的健康性。他的研究数据是,过去10多年间,中国上市公司每1元的投资只能带来0.03元的税后利润,远远低于美国上市公司在过去100年的投资资本收益率。
刘俏反复说,应该用多维度的数据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真正的强大,对全球500强的排名要理性看待。他说,根据营业收入的排名,顶多是500大排名,真正的全球500强应该是销售收入、净利润、影响力、品牌、核心技术等的综合排名。尽管中国的企业从规模上来说发展很快,但在快的背后还有很多值得担心的问题。
在刘俏看来,另一方面,从进入榜单的中国企业也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发展结构不尽合理。上榜的企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国企多,一个能源资源性企业多。而这样的企业结构特点也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相对应。
1996年,中国仅有两家企业能进入全球500强,而在18年后,中国有100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刘俏说,这些能做大的企业,完全得益于搭上了高速向前的中国经济快车。看看这18年来的中国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投资的贡献最大。靠投资拉动的经济,能源、基础原材料、资金等生产要素极其旺盛,这也就催生了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的能源板块、钢铁板块、建材板块、银行板块的异军突起,而且多是“国”字头的企业。
刘俏分析说,进入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中,国企和资源能源型企业占据了近9成的份额也说明,国企在中国经济上游领域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成长模式使得上游领域更容易出现规模巨大的企业。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刘俏说,只有当中国的企业完成转型,才能真正带动中国经济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四十年间,中国企业已经实现了“大”的创造,未来需要的是从“大”到“伟大”的二次长征,从过去单纯关注企业规模,到关注企业利润、投资资本收益率等,这背后一方面需要企业寻找创新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需要社会支撑体系的变化。
刘俏认为,社会支撑体系包括,政府转变职能,实现从经济生活的决策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换;金融改革进一步提升,更多地支撑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