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编者按：香港近来爆发“反水货行动”，大陆游客春节假期赴港人数则出现20年来首次下降，因内地游客感觉在香港越来越不受欢迎。港首梁振英表示，一直有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不赞成增加自由行城市的数目。香港还是当年那个自由贸易之都吗？早在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给香港打过预防针，今天重刊此文，以飨读者。

要发生的始终会发生。香港的积极不干预太美好，但太美好的事总难长久；这个政策理念违反天下政府官僚花费和干预成性的本质。所以，当香港的领袖曾荫权先生，上个月宣布这个让香港繁荣起来的政策已经死亡，我不惊讶，但总令人感到哀伤。

曾荫权的前辈在过去半个世纪，成功抗拒了征税和干预的诱惑，那是真正难能可贵的成就。虽然，当年宗主国英国信奉社会主义，幸得郭伯伟这位英国公务员，殖民地香港才追随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政策。郭伯伟最初在1945年被分派到香港主理财经事务，并于1961至71年担当香港的财政司。今年1月21日逝世的郭伯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他的继任人夏鼎基创造的“积极不干预”一词，所描述的正是郭伯伟的施政原则。

郭伯伟政策的确带来卓越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只是一个极贫困的小岛，当时香港的国民平均产值大约是英国的四分之一，到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时，香港的国民平均产值已经大致相等于前殖民地宗主国，即使其间英国也有可观的经济成长。只要让人民有空间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自由社会的生产力也可以得到彰显。

香港自由社会的成功，鼓动了中国和其他国家摆脱中央指令计划经济，投向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结果，这些国家都受惠于迅速的经济增长。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命运，将取决于她继续随香港的成功路向发展的速度，会否比香港向中国同化的步伐更快。

曾先生坚称，只会在“市场结构运作出现明显缺陷时”，才让政府出手干预，可是他忽略了现实上若真的出现了有任何“明显的缺陷”，市场也会在曾先生出手之前把它消弭。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缺陷”无论是明显还是不那么明显，都是由过于大有为的政府引申出来。

积极不干预在过去半个世纪，使香港免于不少政府轻率干预的恶习，因而得以繁荣富足。传统的惯性，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政府的干预；政策上有所改变，香港仍可在未来的一段日子继续繁荣富庶。尽管香港会继续发展，但将不再是自由经济的一个光辉标记。

郭伯伟精神带来的成就，也不会因此被忘记。无论日后香港发生甚么事情，过去五十年的香港经验，将继续指引和鼓励信仰自由经济的朋友，为世界各地希望造就繁荣的人士提供经济政策的典范。（原文刊于2006年10月6日《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