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下调“社保税”

乌托邦式的保险制度在当下的中国不合适。

3月21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周其仁先生在例举制度成本过高时指出社保成本过高，是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是制度成本。中国目前是否需要如此之高的强制性社保税，提取之后怎么样，是否未来能够切实返还个人，都是未知数。此处将强制缴纳的社保视为社保税。

我国社保金确实高，2014年年末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的联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北京青年报》今年1月报道，在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后，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

人社部1月作出解释，我国5项社会保险费率中，主要是养老保险费率偏高。而其他4项社会保险费率之和在12%左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养老费率高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制度设计时保障当下，为未来积累部分资金二是转轨成本，已退休的老人和中人没有积累或者积累较少需要现在缴纳者弥补三是为应对人口结构改变作准备。

通常工业化初期国家通常没有社保，或者社保程度较低，不仅因为当时的经济竞争中劳动力成本是重要因素，也因为没有与高保障相匹配的分配机制与税收机制。工业化初期较为血腥，特权资本横行，实行高社保税的结果往往社保成为权贵盘中餐。因此社保制度是一个与税收、法治完善密切相关联的渐进的过程。

美国是因为大萧条倒逼建立了基础保障制度。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1934年罗斯福成立经济保险委员会，次年公布社会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伤残保险和老年配偶养老保险。在积累了一笔基金后，1942年开始支付退休金。上世纪50年代由于经济景气社保大发展，1965年增加了老人医疗保险，1972年又增加了残废者医疗保险，而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改等仍然是美国的敏感社会问题，各方僵持不下。

欧洲也有发展过程，丁建定先生的文章指出，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的德国是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西欧国家，1889年实施《养老保险法》，规定对75岁以上的工人及公务员提供养老金，费用由国家、雇主和雇工共同承担。根据1907年的一份对14个欧洲国家的研究报告，有8个国家建立了由国家管理的工伤事故保险，4个国家建立起强制性疾病保险，只有德国实施了强制性养老和残疾保险。当时不仅保障程度低，并且疾病与工伤保险惹人关注，恐怕与当时生产环境恶劣，疾病丛生、工伤多发有密切关系。

我国的社保保障程度与当时的欧美相比不低，农民工朋友等群体除外。为了支付目前高昂的社保费率，用工单位成本大幅上升。

会计专家马靖昊拆解工资社保构成，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险一金及其个税之后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为之加薪2000，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了10000元，正式晋身万元水平。不过，如上所述，在扣除了杂七杂八后，该雇员每月到手工资为7454.3元，较之此前的6053.9元增加了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这1400.4元，须增加的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2882元，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06倍。其中单位缴纳的三险3210元、个人缴纳的三险1023元，上缴了社保机构；单位缴纳、个人缴纳的公积金各1200元，上缴公积金管理机构；个人所得税322.70上缴税务机构。这样的做法算得上盘剥。

面对如此高昂的费率形成大家钻漏洞的做法，北青报在京调查的结果是小型餐饮企业大多没有社保，笔者询问街边洗车店等同样如此。企业主与员工难得的达成共识，高昂的社保不能落到职工头上不如不保。

我国目前的分配与税收体制很难承诺做实缴纳者的个人帐户，而享受高替代率的人数却居高不下，不透明的社保帐目很难保证分配的公平，也不可能让缴纳者心甘情愿。

与其画一个社保乌托邦之饼，还不如忙提高统筹层级、公开帐本、让民众亟需的大病、基础养老落到实处，把每个人的帐户做得扎扎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