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在极速变化的时代，必须保持年轻 ——专访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这阵子，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自媒体的“江湖”里忙得风生水起。

当人们的视线不停追逐着他的文章、演讲、投资等各式行动时，这位当年以记录中国经济潮流、企业命运沉浮的文字而成就声名的财经作家，在接受《解放周末》专访时坦承：我对自我的期许是建立在写作上的。

作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介入的旁观者”，财经作家的观察与记录、思考与命运，或许已经成为时代的具体见证。在吴晓波看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因为你可以目睹并参与极度快速的变化。”

这些人身上看得到时代的烙印

吴晓波的声名，是由文字成就的。

吴晓波的文字，是由财经支撑的。

那些跌宕起伏着记录中国经济潮流、企业命运沉浮的文字，累积成他“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的标签。

新华社浙江分社13年商业记者生涯，他养成了“文字皆有出处”的习惯，“如果不是这个习惯，我早就被人告倒了”；　常年在报刊上开专栏，他找到了“训练文字的最好途径”，因为这可以让写作者学会用容易使人接受的语言写作。

直到2001年《大败局》一书出版，让严肃的商业写作跻身于畅销书的行列，也让作者吴晓波的名字跻身于“著名”的行列。

解放周末：很多人知道吴晓波，是从《大败局》开始的。当年这部“放在手上令人发烫的书”，是什么令其“烫人”？

吴晓波：《大败局》是我写的第四本书了，但之前的几本都没有受到如此大的关注。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的倒闭浪潮，中国最大的保健品企业倒闭、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倒闭、中国第二大的IT企业倒闭，都发生在那一年。我当时在新华社当记者，长期跑企业，自然就关心这个现象。也是在那一年，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引起轰动，我借着这个热点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企业界的泰坦尼克现象》的文章。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出版社联系我，希望我把这个话题写成书。我用两年时间做了一些调研和采访，完成了书稿，2001年1月《大败局》出版，可以说它试着探寻了中国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基因。也是从《大败局》之后，中国企业家开始发现，原来做企业是会失败的。

解放周末：《大败局》开启了当时观察、记录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鲜视角。

吴晓波：应该说《大败局》开了两个先例，第一，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从失败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企业，《大败局》　之后，研究和警惕失败成为企业界的某种新共识，直到去年这本书还重印了十万本，可见大家对这一课题的敏感；第二，《大败局》创造了一种介于商学院案例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新文体，它出版之后很快就引发了一些争议，人们争论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认为它属于“报告文学”，也有人把它叫做“MBA教案”。不过在我看来，所有的文本写作，其实就分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两种，我从事的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是商业的非虚构写作。

解放周末：在商业的非虚构写作行进中，是什么促使您从微观的企业案例剖析，转向对现象背后规律性逻辑的探讨？

吴晓波：2004年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开始考虑体系的问题。那时候，我刚离开新华社，在哈佛大学访学，想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书，但又有点犹豫，因为写这样一本书得花不少死功夫。

犹豫时，同学秦朔鼓励了我：“全国能写这本书的不过五六个人，我们都在忙，就你写吧。”我终于决心写了，但面临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叙述逻辑来描述这段历史？在搜集资料的阶段，我大概花了一两年时间思考、研究这个问题。

可以说，当时我是被问题推着往前走。渐渐地，我认识到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三个关系互相博弈的结果。把这个理清以后，再往前面走，可能路已经清楚了。然后，我用我的方式，重新讲了一遍中国的商业历史。

解放周末：吴晓波的方式，是否就如评论所说的——用写故事的方式写商业史？

吴晓波：没错。我觉得人的命运是最有趣的，无论是在商业竞争状态，还是在其他生活情境。而且，我所受的写作训练又是新闻系的一套训练，会讲究张力、细节、戏剧性、场景重现，而道理就在所有这些表达中体现出来。所以，我在书写商业史时会把人的故事放进去。

商业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它不是科学，是人的艺术，是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选择。很多人把《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当作教案来研究，而把人的故事剥离了，反而不那么好看了。

解放周末：在您所关注的中国经济发展潮流里，您看到经济与人的命运是如何彼此成就、互相影响的？

吴晓波：二十多年来，我采访过很多人，绝大多数知名企业家我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从这些人身上是看得到时代的烙印的。比如此次随习近平总书记出访美国的鲁冠球，我认识他是在1991年，这位初中没有毕业就经商的农民，从一家机修作坊开始，到今天在美国办了很多工厂，还涉足保险、信托等金融产业，阅历、知识及经验上的进步非常惊人。

商业是值得用生命去投入的，而金钱只是个结果

2014年5月8日，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文字，首度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登场。这篇题为《骑到新世界的背上》的文章，既是“告别原来的媒体生态，到一个新世界生态”的直白宣言，也暗含某种曲折的心思——外在的阵地或可转移，内心对文字的依仗则不能抛舍。

一年多来，这个“一个人的财经频道”打造出明晰的吴晓波个人属性，公众号里最受关注的也正是那些带有鲜明吴氏风格的观点与文字，目前订户已超百万。

吴晓波承认：我对自我的期许是建立在写作上的。

解放周末：在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财经作家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吴晓波：财经作家很像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的“介入的旁观者”，必须要进入到商业本身之中。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就是这样。我对商业的介入，还是比一般的写作者深。

财经写作一定要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比如，2004年我接手“蓝狮子”财经出版这个品牌，也是期望通过策划、出版一批公司案例和企业家管理思想的书，传播中国本土的公司思想。

解放周末：同时，您依然在坚持写作。

吴晓波：美国有很多商业写作者后来都去办企业、搞创业，不写字了。中国也一样，许多优秀的财经写作者现在都离开了，因为他们离钱太近了，而写字太不赚钱了。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财经作家的断层很厉害。

如果光从赚钱的角度讲，我做两次商业演讲的收入，可能就抵得上写一本书。那么写作还有什么必要？但我认为人总要有一个自我期许，就是你认为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我，对自我的期许始终是建立在写作上面的。

解放周末：您身处的时代，对一个财经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好的时代吗？

吴晓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因为你可以目睹并参与极度快速的变化。在过往三十多年的财经世界里，经验的价值一再被颠覆，你必须每天保持学习和自我革新的活力，才可能跟上那些变化。而且，年轻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身处其中，你也必须保持年轻。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选题无所不在的时代，但愿我们没有辜负。

解放周末：近年来，对商业与财富的追捧，让财经阅读变得很流行。这些关注经济动态与逻辑的书，是不是成了人们了解社会的一种途径？

吴晓波：财经阅读在文本的意义上，是一个速朽的知识商品，再杰出的观察及创作在若干年后都会显得非常陈旧；同时，财经人物及事件背后的人性却是永恒的。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挑战和乐趣正在其中。人们对财经阅读的需求有很多重，有些是实操性的，有的是知识性的，但是立足现实是共同的前提。

商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跟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东西。原来关系可能不太紧密，所以你没有能力去描述它，而越来越紧密了以后，商业的逻辑性、戏剧性就出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商业之美。

解放周末：何谓商业之美？

吴晓波：我对商业的理解，首先是认为它有它的正当性。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商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贫穷中走出来的，早年在金钱上有不安全感，所以，成年以后我对金钱的态度是不排斥的。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商业世界里，应该对金钱既不鄙视，也不仰视。

其次，我认为商业本身是值得用生命去投入的，而金钱只是个结果。在从事商业的过程中，不管你是经营一家企业，或者只是投资理财，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理性的成分，有工具理性、科学理性、人文理性，这和文学、绘画、音乐一样，有它特有的“美”存在。而且，今后大家对这种“美”的理解，应该还会更加丰富。

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不能缺失

在商业书写的进程中，诗意的摇曳来得偶然又坚定。

2014年，吴晓波偶然在《读书》杂志读到打工女孩邬霞的诗，被一个他原本忽略的真实震撼了。曾无数回走进车间，从一条条生产线边上掠过的他，也一次次掠过了那些背对着自己沉默劳作的人的情绪与命运。

当时，他就决定要做点什么，坚定地。接着，就有了电影纪录片《我的诗篇》等一系列的故事。

促使吴晓波这样做的原因是：很多年后，当我们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解放周末：您参与创作了聚焦打工诗人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是想说明另一种商业之“美”吗？

吴晓波：我想这更是另一种商业之“真实”。这部电影还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得了金爵奖。

解放周末：这么多年专注商业史，您打交道的多是商界领袖、成功人士，怎么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吴晓波：从大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诗歌，也写诗，但从来没有发表过。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时候，我每一卷都会引用一些诗歌。当时我就感觉到，长期以来汉语对于工业现状的描写是不被重视的，关于公司、关于商业，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文学体裁，很少有好的作品。

去年，我偶尔在《读书》杂志读到了打工女孩邬霞的诗，又看到诗评家秦晓宇透露的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中国，起码有一万名地下工人诗人，他们在生产线、建筑工地、矿井和石油工地上劳作，同时也在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我被这个隐秘的事实震撼了，想办法联系上了秦晓宇，提议能否由他主编一本中国当代工人的诗歌集，他同意了。

后来，我又和2008年与我合作纪录片《激荡1978-2008》的编导吴飞跃聊起这个事，他很激动，说能不能拍成一部纪录电影。这个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解放周末：这些由劳动的汗水灌注的诗篇，折射出怎样的时代景象？

吴晓波：这些工人其实是商业史中最基本的元素，他们也是最务实执着的一个群体。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一个社会的商业发展，其实都体现在人的命运中，那么，从这些工人的命运和他们的文字里，人们可以看出很多真相。

解放周末：这些真相，正是社会发展具体的历史。

吴晓波：对，诗歌是很具体的。比如，有一位工人在诗歌里写，“我把螺丝往右边拧的时候，螺丝会反抗”，如果你不是在一线干过活，你想象不到这样的意境。比如，邬霞是深圳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她的诗写她熨烫的吊带裙，带着劳作的汗味和工业化的蒸汽；她写女工讨薪的故事，讲的都是一些细节，并且有情绪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做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的留存，使这些劳动与劳动者的文本和影像能够留存下来。

如果让所有的孩子都去学商科，那这个社会简直糟糕透了

寻找廖厂长，是象征意味浓烈的行动。

1989年，吴晓波和复旦大学的同学，计划用脚去南中国走一圈，考察变革中的中国。但受困于经费。

登报求助后，湖南娄底一位素不相识的廖姓厂长，汇来7000元钱，除了要一份考察报告之外，别无他求。

行至娄底时，他们特地登门拜访，发现慷慨出手的廖厂长，身在简陋而局促的办公室，是个并不阔绰的小厂长。

失联多年后的2014年，吴晓波在网络上寻找自己心中的廖厂长。终得相聚。

此时的寻找与彼此的廖厂长，联袂成为一个象征：“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物质，我们开始用金钱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所有交易都有成本。相比之下，廖厂长不计成本、无法交易的行为，是那么罕见。”

解放周末：很多人感慨，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或许过于重了一点。“对商业的介入比一般写作者深”的您对此可有同感？

吴晓波：我们从物质缺乏的时代突然被释放出来，财富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实现了一种积累，然后压到一些人身上，人就觉得不知所措了。这是一个野蛮成长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慢慢会过去吧。

解放周末：在物质野蛮成长的时代，会不会使得有些“非物质”容易被忽略或者被消解？

吴晓波：一定会的，因为在物质爆炸的时代，精神的追求无法量化、没有消费者，所以难以得到尊重，人们就进入到了一个精神乏味而又感官刺激的时代，所有的时间都被兑换为金钱，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数字来衡量，每个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一阶段，好在，它在中国正在过去。

最麻烦的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自觉，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当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表达出来，至少有一部分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今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讲了我鼓励18岁的女儿追寻音乐梦想的事。文章出来后，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告诉我，终于放手让孩子“想干嘛干嘛”了。有一位女士在企业当老总，儿子上高中，喜欢在网上写小说，妈妈进来检查的时候就装作在做物理、数学，这让她非常愤怒。我说如果你儿子是一个很有写作才华的人，你何必逼着他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呢？我还有一个朋友，儿子不喜欢读书，但是喜欢跳街舞，只要有舞台、有音乐，他就来劲了。他的爸爸妈妈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把孩子送到舞蹈学校去了。

解放周末：成长并非只有一条路径。但今天人们对成功过于狭隘的理解，也让生命的路径与价值变得单一。

吴晓波：如果我们让所有的孩子都去学商科，学习怎么赚钱，那这个社会简直糟糕透了。必须要有人去学音乐，有人去学哲学，有人去学政治，有人去学物理……这个社会才会很丰富。

解放周末：财富并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说的，如果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就“一定不要错过”。

吴晓波：这是即将在我们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一些已经完成财富原始积累的人们将开始从金钱的追逐中抬起头来，把更多的时间投注于精神消费，同时，他们的子弟也有机会和能力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在这样的需求刺激下，精神文化商品的供应将大大增加，这两者之间会形成新的互动和社会景象——原谅我还是用经济学的供应-需求理论来解释这个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