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再回头。无论从总体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来讲，还是从创新水平、要素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来看，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健康，增长潜力依然巨大，万众创新的无尽激情，正在给我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我国经济正在告别数量扩张型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质量提升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即“新常态”。但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不再回头。无论从总体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来讲，还是从创新水平、要素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来看，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健康，增长潜力依然十分巨大，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在快速推进，市场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没有逆转，新常态蕴含着未来发展的新动力，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笔者认为，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期间，中国仍有6%至8%的增长潜力，经济最终实现有底、有质量的持续健康增长。

　　从中长期供给端来看，中国经济至少具备十个方面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一是人力资本红利正逐步形成并将持续释放。的确，人口红利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老龄化是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例如，劳动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未来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人口红利在短期内并不会变为人口赤字；人口政策和教育体系改革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所以，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比如通过加快教育、加强培训等政策措施，促使人口质量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逐步形成和释放。此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更使这种红利代替过去传统的只靠拼劳动力数量的红利。

　　二是城镇化及其所带来的消费扩张和基础设施改善的潜力和空间巨大。2013年我国名义城市化率为53.7%，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49.5%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约30个百分点。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和就业，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能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增强经济的发展后劲。另一方面，城镇化还将带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发展。因此，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产业升级打造的双引擎动力强劲、后劲十足。一方面，《中国制造2025》在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力图重新发动传统产业引擎。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低10%左右，提升空间较大。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的行动指导意见》更在重点推进包括创业创新、现代农业、协同制造、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11个领域，力图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四是民间创富的巨大潜力和大众创业的发展活力。近年来，在一系列鼓励和引导政策扶持下，民营经济已成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高达60%。因此，只要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尽快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和潜力，就能最大限度提高全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五是万众创新的无尽激情和永不停息所带来的内生发展动力。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面对世界范围内正在孕育兴起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增长动力正逐步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六是地区间梯度转移和升级为我国的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我国区域差异较大，从东中西部各地区人均GDP水平差距看，地区间梯度推移和升级还有很大空间，地区间的竞争与合作将长期存在，落后地区在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中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七是市场规模潜力巨大。横向来看，我国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和消费都不平衡，这为未来需求的渐次释放提供了可能。纵向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空间仍然很大。“总量大国、人均小国”的现实表明，我国距“经济强国”还有很大距离，在未来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中长期投资需求，如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新能源、养老、医疗以及进一步城镇化中带来的诸多需求。

　　八是蓬勃发展的对外投资为再造数个海外中国展现了全新的空间、提供了无限可能。我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GDP的7%，远低于美国的36%。我国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占外汇储备余额比例为16.98%。显示未来对外投资空间巨大。特别 “一带一路”战略，将对未来的对外投资起到十分正面的作用。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而且也将重新构建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推动互利共赢局面的形成。

　　九是政策组合拳的运用有较大回旋余地。就财政政策而言，无论政府债务率、赤字率，还是政府总体债务余额，仍明显小于政府资产，更遑论我国还拥有近30万亿民间储蓄和近4万亿美元的外储。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政府不可能出现全局性债务危机。就货币政策而言，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都较发达经济体为高，其他更灵活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都有更灵活、更弹性的余地。

　　十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红利逐步释放，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日益彰显。涉及经济、社会、生态、司法、民生领域的改革举措正逐步落地，正在给我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源源不断地释放“制度红利”。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王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