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转型的抓手

全球各国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序曲”。在“序曲”阶段，各国一面处理危机时代的各种麻烦，但眼光也都在瞄向前方――寻找他们认为即将引领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增长点，提前布局、积蓄潜能，试图成为未来增长点的引领者，进而占领制高点，成为新一轮经济规则的制定者。

这一局面，使中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经济效率，既是自主的抉择，又具有很强的紧迫性。找到对的方向，用对的方式刺激产业发展，是实现效率转型的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 从美国与欧洲两个大的经济体来看，他们目前着眼的发展方向有哪些？给我们哪些启示？

李扬：美国正在大力倡导的，是可贸易服务业。

这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预计10年后全球服务中的可贸易比重会从现在的20%多，增加到50%。服务业可贸易规模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推动引擎，比如外包、远程服务、知识产权传递等等。

要提高可贸易服务的比重，需要提前做好大量功课，最关键的点在于深度信息化的发展。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是推动服务可贸易化的主要动力。

现在美国是这一趋势的主导者。中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地指出了深度信息化的方向，在市场层面有企业在推进，但是在各级政府的规划中，并没有提到一个足够高的位置，而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还缺乏统筹。

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一面在推进信息化，一面是各地在继续火热地申请各种开发区、各种城市带，抑或各地都希望建设金融中心。然而信息化的发展不需要一个有形的物理场所，很多工作与交易可以通过远程实现；而各种“带”、“区”、“中心”的建设，又是基于大面积的物理场所。二者没有衔接，甚至在实际层面是冲突的。

可以说，不少地方政府的思路还相对滞后，对未来发展模式的定位还是落在大规模的圈地、搞固定资产投资上。

欧洲正在主导的，是绿色更新周期。所谓绿色更新周期，指的是绿色消费和低碳技术推动的全球设备和居住的更新改造周期。研究显示，设备低碳改造的周期预计有10年，居住绿色消费更新则要长达30年以上。

绿色更新周期对制造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应该抓住全球绿色更新的技术进步趋势，通过政府的市场化引导，塑造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样的产业是高效率的，而且是应该大力发展的？

李扬：要提高产业效率，经济效率，要先提高制度效率。直到现在，我们在促进某一项产业发展时，总爱搞优惠政策，通过包括低价土地、低息贷款在内的各项优惠促转型，这带来的可能不是转型，而是浪费，因为投入已经发生了，但产出在哪里？还不知道。

最好的机制，是让市场去选。不要搞特殊的优惠政策，更不应由地方政府自行敲定一份产业目录，标注出哪些是鼓励发展的正项目录，哪些是限制发展的负项目录。而是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家都可以进入市场去做，最后在竞争中市场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产业与企业。

政府管的过多、代市场选择的教训早已有之。上个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曾讨论过一个课题：中国要不要发展皮革行业。后来经过“研究”生成了一份政策建议，认为要限制皮革产业。

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呢？政策建议的报告计算了中国当时有多少头牛，一只牛能剥几层皮，一张皮有多大，进而能生产多少双皮鞋与多少个皮包。再结合当时的中国人口，得出结论：中国不应鼓励皮革产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看似具有科学依据的结果。然而，今天皮革产业发展的结果又是什么？后来很多年中，养殖、生产的各项产业均放开，起初丰厚的利润吸引大批人进入，而后利润逐渐摊薄，在这个过程中，皮革行业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这就是政府计划与依靠市场机制的差别。

未来，政府要通过各项改革，创造市场条件来实现转型升级。这其中包括对现行的准入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进行重大改革，以此来实现在持续改善效率的基础上推动转型升级。

上海转型是中国的试验田

上海的产业转型，是在全国率先进行的。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上海的内需稳步增长，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60%。李扬表示，在发展速度上，两位数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长期持续，上海要接受一个低速、高质量的增长。

目前，上海已经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组。并且，上海已率先感受到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转型实践不仅关乎上海的未来发展，而且关乎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理解上海提出的“转型”口号，这种大开大合的高调转型，是否是上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李扬：就全国而言，上海是率先转型，它的人均收入已经逼近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靠投资拉动不行了，也到了国际上比较关注的节点上。所以上海的转型有全局意义，不仅是全国，全球都在关注上海如何转型。

上海转型，目前面对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从数字上看，它是比较早的摆脱了对外贸的依赖。这是转型成功的方面，中国整体是顺差，上海是逆差，实现了内需为主，是上海几年努力的结果。

但是另一条腿短了，就是投资。因为已经到工业化的后期，就没有什么特别拉动经济的大投资。从全国来说，普遍投资增长能达到20%到30%，而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好多年投资增长是0，甚至是负增长。它需要寻找到一些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这是它转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2万美元，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转型应往何处去？

李扬：大的方向是内需为主，国内消费为主，怎么能够转化？其实是两条腿，一条是服务业要发展，另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必须要提高。而且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大规模地向居民倾斜。消费是居民的消费，从根本上说，消费要成长为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就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央提了好多年，现在的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还在下降。

上海也在调整，根本方向是资本收入的增值要让居民分享，政府财政收入较多用于公共消费。从这一点上说，上海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即如何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为消费。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的转型，有无国际经验可遵循？

李扬：这是它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减速，第二是趋同问题。就是谈追赶。落后国家能否追上发达经济体？理论上可以，但实践中绝大多数都没追上。比如拉美一些国家，起初很发达。但最终落下来了。

那么应该向什么方向转？只重服务业现在看还不完整，制造业本身也有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决策层对于产业结构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从服务业为主最终变为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李扬：这牵涉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问题。前面已讲，中国先有工业化，后有城市化，而且教育先行，人口素质是持续提高的，上海也是如此。我明确地和上海说，这是优势。农村人口来到上海，要先能找到工作，他的劳动生产率从低效转为高效，然后成为城市人，再有产业升级。

如果像拉美城市一样，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发展服务业，档次肯定上不去。

上海还未到只依赖服务业的程度。它和全国情况一样，服务业效率不是特别高，在0.7左右，而且还在下降。就业问题突出，大量人口涌入，必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化产业等。

我理解的经济转型，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产业比重的变化。我们觉得各个城市不一定要刻意追求服务业比例的提高。俞正声书记曾特意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看现在三一重工要落户上海，这是制造业。有些人说这些制造企业就不该落户上海，应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但三一重工所代表的是高端的制造业，高效率的制造业。

上海在商务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还引进三一重工，其实遵循的是效率提高的逻辑。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三一重工也会考虑配套、融资、出海等总成本。我们说转型是总投入和总产出的关系，小到城市，大到国家。我觉得我们现在谈转型，对效率问题还不够重视。

这个问题全国城市普遍存在，上海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转型中提高效率的问题。不然就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转型的一个目标是成为国际大都市，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城市比较，上海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李扬：我们对上海总的判断是，它对自身的处境已经开始有点感觉了。像减速问题、趋同问题，都在考虑。另外转型，我们觉得发展速度上，两位数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长期持续，要接受一个低速、高质量的增长。

上海之所以值得称道，在于一些城市发展指标有相当大的潜力，比如潜力指数、效率指数、结构指数等。虽然水平不高，但有很大改善余地，走势基本是向上的。

但成为国际大都市，要创造城市吸引力，解决人才引进问题。也许上海会采取新的人口政策，能不能敞开胸怀让人来，提供就业、住房，大规模改造人口结构。但怎么吸引？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不要那么高。居住成本不控制，人就没法进入。

我和俞正声书记讨论过，我说上海解放前绝大数人都不买房。日本、美国都是经济随房地产起起落落，德国就没有这个情况。德国是租房的。不要让房地产泡沫主宰我们的经济，否则不管好坏一定过头，造成现在的骑虎难下。

吸引人才和企业，需要配套的税收政策，上海的难题在于，这边喊着发展服务业，那边税收体系没有变化，服务业是不断交易的过程，有很多环节。但目前税收体系完全阻碍服务业发展。

李扬简历

1951年9月出生，男，汉族，安徽淮南人，中共党员。1989 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毕业，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2001 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学术专长为金融学、财政学、宏观经济。1992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人事部批准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刘琳 魏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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