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上指出，我国2015年GDP可能达到7%，保持发展增速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保证就业和带动消费进而再投资的需要，也是抢占发展先机避免错失发展良机的需要。

林毅夫认为，尽管2014年7.4%的增长与预期相差0.1个百分点，但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国际的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令人非常欣慰。2014年欧元区增长仅为0.8%；日本尽管有安倍经济学，2014年经济增速也只有1.4%；美国增长率仅为2.4%。而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的中国，在受到如此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仍能取得7.4%增长率的成绩，实属不易。

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关键性、结构性的改革还未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2015年的我国经济工作安排仍将秉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路，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实现现代化，因而，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是7.0%左右。这一目标是合理的：中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有很大的启动空间，例如中国大部分中低端产品的产业，有升级的机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镇化也有进步的空间；在上述这些点上，我国都有比发达国家更有利的条件和投资机会。而且我国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不到50%，民间储蓄和外汇储备也相当高，具备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的投资机会。投资能创造就业，进而带动消费和再投资。同时，这一目标又是必要的，因为：第一，如果没有7.0%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企业的盈利状况不好，再加上有些企业对未来可能没有好的预期，就业就会出现问题；第二，经营坏账的增加，会对金融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第三，十八大提出“两个翻一番”目标，其中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实现较难，届时也许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来实现，这将造成更大的金融风险，反而无法达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第四，若采用通用的产出的增长来计算经济增长率，2014年印度增长率为7.5%，已经超过中国，而且这种趋势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并形成1-2个百分点的差距。因为目前印度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分工、招商引资、出口导向等战略，从国际经验上来看，这可以保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高速增长。因而，来自印度的竞争压力将会增大。

林毅夫接着指出未来我国应对新常态下面临的竞争和自身的问题的几种措施。第一，加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我国在未来5-6年里能维持7.0%甚至更高一点的增速，加上人民币升值，高收入目标在2020年即可实现。第二，积极有为地帮助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这样可以承接的地方，避免被印度抢先而错失发展良机。同时又能带动非洲出现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进而增加我们的道路和理论的自信。为此，在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增速力争超过7.0%是必要的。

回归到具体的操作中，我国要先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

第一，关于雾霾问题，印度过去36年的增速都低于中国，雾霾问题却比中国还严重。首先，雾霾与发展阶段有关，老工业化国家，例如英国、德国、美国，在制造业发展阶段时环境也比较差，因为制造业对能源使用密度教高，排放密度也高；其次，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最后就是环境执法问题。因而，要改善这种局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快迈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进程。

第二，有观点认为我国投资造成产能过剩问题，因而应该降低投资，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的模式。但是我国产能过剩的部门主要集中在建材，无法靠消费消化掉。那么将投资转移到那些能进行产业升级的部门或是基础设施不足、有助于环境改善、加速城市建设的部门，就不会有投资造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是补短板。投资应当是投向那些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从而促进就业和收入，拉动消费，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第三，一些研究学者认为，在我国财政政策最积极的2008年到2012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低，因而现在政府不应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这可能不完全正确。首先，政府投资的这些项目是企业不愿意做的；其次，这些研究忽略了政府投资项目回报的长期性和正外部性，从而低估了政府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再次，企业缺少激励来做基础建设投资，尤其在经济下滑时，民营投资更不足。林毅夫指出：一国经济增速下滑之时是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这一观点已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在国际上开始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