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由中国倡导发起的亚投行报名、筹备工作初战告捷，“一路一带”的战略实施已箭在弦上。

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沿路地区经济发展。作为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补充，亚投行着眼于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坦言，亚投行不是颠覆者，无意于、也不可能取代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其提供的服务完全不同于世界银行所专注的非营利发展援助。

显然，有别于世行以减贫和消除全球不平等为宗旨的援助贷款，亚投行的本质是商业投资行为。任何投资都追求资本回报，否则不能被理性商业逻辑所理解，也就不可能获得多国股东的认可。在中国业已放弃否决权、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情况之下，亚投行多国股东的商业逻辑一定会与中国传统海外投资中的战略逻辑形成冲突。更重要的是，如不能实现持续营利，进而良性带动区域发展，将不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国家利益，也有悖于中国组建亚投行的初衷。如金立群所言：“亚投行没有软贷款，没有优惠贷款，一定会选能够创造盈利的项目。”

要实现持续的资本回报，就要在各个环节保障投资项目有序、高效的规划、实施和管理，尽量避免“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出现。总结中国近十年来的海外投资亏损项目尤其是巨亏项目，虽源于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形，但在项目无力回天之时，常常表现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缺乏目标明晰、保全资本、以求再战的退出机制。有些投资所在国政府及各势力集团深谙其道，对此加以利用，狮子大张口，让我国蒙受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损失，并长期陷于纠缠泥沼之中。

“退出机制”是源于风险投资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目的在于让资本实现最大增值后，可快速投入到增值空间更大的领域，并有效避免资本滞留于营利能力低下甚至大面积亏损的状况发生。亚投行所着眼的基础设施建设虽有别于风险投资，但由于沿路国多处于国家信誉较差、社会情况复杂、资本制度尚不完善、国际化程度低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形之下进行周期长、金额高、牵扯面广的基建投资，风险不可小觑。

一份成功的商业计划书中，“退出机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直接反映了创业团队的战略水平和项目的成熟度。“一带一路”作为一国的国际战略，非一个创业项目可比，但这种提早理性规划“全身而退”的商业逻辑，值得借鉴。须知，美国朝野近年来一直在深刻反省，对退出情形的估计不足和退出机制的考虑不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其至今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沼的程度。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整体经济实力和战略水平均在我国之上，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尤该引以为戒。

诚然，“一带一路”是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和平之举，与战争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涉及与沿路社会较长时期的广泛、深度互动。由于系统效应，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计划实施的基本前提。如不能在进入之前就战略性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制定相应的退出机制，并时刻根据复杂情况作出调整，则很有可能重蹈措手不及、进退维谷，然后兵败如山倒之覆辙。

成功的退出机制应根据当地实情，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这通常分为常规和非常规两种。认真总结我国已有的海外基建项目，可以得到许多非常规情况下的宝贵经验，如战争(内战、局部战争、区域性战争，如南北苏丹、利比亚)、经济危机(国内、区域、全球，如委内瑞拉)、政府更替导致政策突变(如斯里兰卡)和社会反抗(如智利、缅甸)。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过去通常被认为是“非常规”的情形，正在变得更加普遍，其中就包括自然灾害。“一带一路”沿路国大多为气候变化多灾地区，自然灾害很可能不再是小概率事件。需知，在欠发达地区，自然灾害或气候突变往往成为引发社会、经济甚至政治连锁反应的诱因，需引起高度重视。

另一个正在走向常规的因素，是当地精英阶层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警惕，随时可能影响政策走向。以沿路主要大国之一印度为例，早在亚投行问世之初的2014年9月，新组建的印度那烂陀大学(由印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倡导复建、原型为玄奘时期的那烂陀寺)校董之一、纽约市立大学沈丹森教授，就在“耶鲁全球在线”上撰文指出，需警惕中国“丝绸之路外交”背后复兴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及其地缘政治影响。自亚投行报名获得广泛的国家支持后，印度舆论对“一带一路”渐显现务实友好之态，但《印度快报》近期仍刊文指出：“‘一带一路’的战略企图，会在中印两国边界谈判中再见分晓。”

制定良好的退出机制，也有利于消除沿路国对我们的战略误读。这种误读首先反映了沿路国的深层忧虑：配合中国“一带一路”是否会遏制沿路国自身的长远利益？是否意味着从此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切实可行的退出机制可向沿路国传达同谋发展、合作共赢的明确信息。与此同时，邀请沿路国为此群策群力，共同促进亚洲可持续发展，更会增进彼此信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无疑，“一带一路”这柄世纪之剑已蓄势待发。谚语云：开弓没有回头箭。但任何一项战略的成功，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当这些条件不再成熟并相互配合时，合理适时地退出，比“硬撑”更能保全各方的最大利益，正所谓“走为上计全师避敌，在次无咎，未失常也”。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完整的知识储备、应对复杂情况的决策能力，需要跨国合作和多元主体的通力配合。当然，这也是对我国综合实力的一次考验。

(作者为英国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院博士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