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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互联网金融是中国经济的创新动力

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在过去几年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传统金融格局。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教授在演讲时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中国经济的创新动力。

黄益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不是短期的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只有通过创新+产业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去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支持制造业扩张是非常有效的,但在新的经济结构变迁面前,金融体系必须改变才能适应这种创新和升级的要求。互联网金融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享受很好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能否真正发展下去,最根本的是看我们能否把互联网渠道和数据分析转化为金融分析,尤其是控制金融风险的手段。

此前,在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黄益平教授也曾表示,与传统行业不同,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是世界领先的。近日,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et Finance, Peking University)正式挂牌成立,黄益平教授出任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共同发起成立。三家机构将强强合作,以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专业团队为基础,基于蚂蚁金服的海量互联网大数据,以及强大的数据挖掘和计算能力,向社会提供权威的研究成果,服务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和监管。作为开放性研究平台,研究中心未来还将逐步吸收、利用其他相关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的数据,基于更广泛的数据基础开展研究。

以下为黄益平教授近日演讲全文

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一直非常成功,但2014年年初以来,经济增速不断下降,尽管政府不断采取“微刺激”、“定向宽松”的措施,但是刺激力度一放松,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

此次经济下行主要有两个周期性因素在发挥作用。一个是宏观经济周期。短期因素,比如出口疲软,会导致增长下行,这是世界性的现象。过去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0%—30%,现在只有5%。短期经济周期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比如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增长。去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不佳,二季度政府就采取各种措施来平稳增速。现在的情形也类似,今年一季度经济基本面不太乐观,因此政府从上到下都在督促落实投资项目。所以,今年二、三季度经济有望企稳回升,但我认为这很可能只是临时性现象,难以持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第二个周期性因素——主导产业的更替。

主导产业的更替是中期性周期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的产业,现在活力已经大大降低。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和投资中,消费一直相对疲软,出口和投资两个引擎一直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如果对应到制造业,支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制造业,这一部分规模非常大;支持投资的重工业产品——钢铁、氧化铝、水泥等规模也较大。现在这两部分都出现了问题,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持续发展。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5%,低人力成本的竞争力不复存在,很多过去富有活力的企业每况日下。过去支持投资的行业,目前经营状况也较差,平均产能过剩率达到了40%甚至更高。所以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两个制造业部门,现在都失去了活力。因此,简单地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难以解决问题了。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问题?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的竞争力何在?应该更多依靠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目前,我们的经济中也有这一类产业,比如网购、物流、互联网金融、电信设备和大型机械装备等,相当一批产业其实比较有竞争力,而且发展非常快,甚至在全球都是比较领先的,比如华为、阿里巴巴[微博]。但目前,这样的企业、产业还没有形成气候,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形成新的支柱产业,用以替代过去的支柱产业。因此,从中期来看,经济下行似乎还将持续,短期因素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但是中期的下行压力难以扭转。所以,目前的问题不是短期的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

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经常有批评认为金融没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个话题其实存在争议。

首先,实体经济是什么?钢铁、鞋袜的生产部门可以视为实体经济,那么餐馆、通讯是否属于实体经济?这一问题的答案仍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我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庞大,市场资金也比较充裕,但一直没有对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比如人民银行[微博]提出,目前流动性比较宽裕,一个衡量指标是超额准备金。超额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及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账户上的实际准备金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部分。超额准备金反映了银行资金的充裕性,如果银行资金紧缺,就会只满足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但如果银行的资金很充裕,也没有更好的渠道,就会存在中央银行。过去全国的超额准备金规模平均为1.5万亿人民币,现在则达到了4万亿人民币,反映出银行的资金其实是充裕的。

问题在于,一方面李克强总理多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必须解决融资难问题,但客观上融资难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另一方面,市场上资金非常充裕。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资金没有给那些需要钱的企业?

客观来说,融资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资金是有成本的,每个人都想融资,考察融资是否困难需要看资金价格。这与市场原理相同,在给定价格的情况下,通常难以买入,如果愿意随行就市,提高要价,一般来说就可以买到,融资难也类似。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因素——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在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其实是正常的现象,银行不愿意贷款给风险大幅上升的企业,这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中国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第一个原因是利率双轨制。中国金融体系庞大,不论银行规模还是M2占GDP比重等指标,都反映出中国的金融机构很多、金融资产规模很大。然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发挥作用,利率受到管制,汇率也受到干预,信贷配给由央行[微博]调控,资本流动也受到政府管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干预就是央行对利率的干预,直接表现为银行压低利率。

要素市场的扭曲其实主要反映在压低资金成本,这是由于国企和民企之间存在双轨制。在改革开放之初,放开市场的同时,为了维持国企继续生存,就为其提供各种支持,提供廉价的信贷、能源、土地等,所以把正规市场的利率压得很低,资金成本降低导致的结果是需求增加,谁都向银行贷款。最终只能通过适当的信贷管制来平衡市场,结果是一部分企业可以融到资,另外一部分企业融不到资。一般来说,能融到资的都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被挤出去的都是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尽管中小企业也可以从民间借贷融到资金,但是成本很高。如果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就能很简单地证明,当正规市场的利率被压低的时候,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被人为地提高了,二者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

所以,我们的金融政策本身就加剧了融资难,它其实是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一种制度性的歧视,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但现在可能表现更突出。例如中央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现在是5%多一点,温州民间市场的一年期利率是20%,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可以对应的,因为风险不同,但这种差距本身就隐含着在当前体制中,存在很多对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歧视,因此融资难的问题就很难解决。

第二个原因是民间借贷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发展,为市场化的体制和企业提供很多融资机会。影子银行脱离了银行在市场上提供各种金融产品,理论上可以缓解正规系统以外的企业融资环境,但是我国影子银行发展以后,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并没有真正得到缓解。其中一个原因是影子银行发展起来后,跟随而来的有很多机构,最典型的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它是受政府支持的,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他们到市场上融资会造成两个直接结果,第一是他们的体量很大,把很多中小企业都挤出去了,也就是所谓的“挤出效应”。第二,他们首先定一个利率,大家认为这个机构是政府变相支持的,所以它的利率就变成了新的所谓“无风险利率”,所有其它企业再来融资,就要在这个水平上再上浮几个百分点。所以所谓变相的利率市场化,也就是影子银行的发展,并没有真正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市场上的软预算约束和制度性扭曲并没有得到消除。

第三个原因是以大型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并不适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国庞大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的,这一结构适合支持制造业,支持很多现有企业的发展,但是不太擅长和中小企业打交道,因为成本规模比较大,很多中小企业就不太适合跟它做生意。银行信贷开展风险评估时,最重要的风控手段是看资产负债表和索要抵押品,这对很多中小企业非常不利。但是中小企业其实是中国经济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何克服?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创新+产业升级,银行显然不可能为创新企业提供各种融资,需要有其它的融资机构。过去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支持制造业扩张是非常有效的,但今天在新的经济结构变迁面前,就变得很不适应。所以金融体系必须改变,才有可能适应这种创新和升级的要求。

互联网金融能做什么?

研究互联网对金融的帮助,可以先研究金融究竟是什么。金融最根本的功能是资金融通,而金融交易最大的困难是信息不对称。金融学里,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两类问题,一类是交易之前的“逆向选择”,一类是交易发生之后的“道德风险”。

所以互联网能否帮助解决金融的问题,核心问题是能否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然,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有多种渠道,我认为,互联网帮助金融做决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渠道,一个是数据。

关于渠道。现在国内市场已经有6亿多移动终端,将其利用起来可以解决很多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例来说,我有1万块钱想要借出去,如果没有金融中介,我不知道到底谁想借钱,而且恰恰是在同样的时间需要这么多钱。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成本非常高。然而现在通过互联网的移动终端,把这么多个人和企业连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典型的渠道比如余额宝和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等。有的可以做支付,有的可以做投资,有的甚至可以做各种金融交易,就搭建起了一个平台。

第二是大数据。有了渠道之后,一个更大的挑战是能否获得数据,如果大数据分析得好,就可以部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而对金融部门有所帮助。比如银行要向一家企业放贷,或者一家证券公司要做上市路演,最初需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尽职调查。分析师、银行雇员需要花很多成本去了解一个企业和行业。但是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在由人工做的尽职调查。举例而言,蚂蚁金服现在已经贷款给160多万家中小企业,其贷款流程是1分钟申请、2分钟批准、3分钟资金到账,所有贷款都是通过互联网完成。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它只给阿里巴巴网站平台上的企业发放贷款,而这些企业的数据都是已经掌握的。

提出互联网金融理论框架的谢平认为阿里的数据并不是大数据,大数据需具备几个重要条件,第一是可以分享的,第二是动态的,第三是连续的,并不是个别企业自己建了一个数据库就可以称为大数据。尽管阿里的数据还称不上大数据,但是它用自有的数据已经做了很好的分析。

蚂蚁金服还有一个其他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尽管贷款没有抵押品,但是支付宝的账户都在它的系统上,一旦贷款出现问题,可以直接从支付宝上把钱划走,总归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互联网金融如果能够发展起来,也许可以部分解决金融体系当中存在的问题。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帮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享受很好的金融服务。尽管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很大,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个人能够得到服务。为什么蚂蚁金服能发展到这么大?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监管套利,但是客观来说,有一个潜在的市场,接下来能否真正发展下去,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能否把互联网渠道和数据分析转化为金融分析,尤其是控制金融风险的手段。

(作者系CF40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微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本文为作者在“21世纪路劲财经奖学金班”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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