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前任局长、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撰文指出，美国QE取得成功的主要机制是推动长期利率大幅下降，而当前欧元区长期利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因此QE的效应仅限于让欧元贬值。他认为欧元区各国政府不应对QE抱太高期望，即便结构性改革的政治阻力太大，也可以通过改变税收结构(而不必降低税收或增加赤字)来刺激支出和需求。

以下是费尔德斯坦的评论文章全文翻译：

尽管欧洲央行推出规模超预期的量化宽松(QE)项目，连其倡议者也担心QE可能不足以提高实际收入、降低失业率和削减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不过我们先说一个好消息：QE预期已经造成欧元币值加速下跌。欧元贬值将会刺激欧元区国家出口(大约一半进入了欧元区以外的市场)，从而提升整体欧元区GDP增长。欧元贬值还将提高进口价格，从而推升整体通胀率，让欧元区远离通缩风险。

不幸的是，单靠QE可能是不够的。美国QE取得了成功，但美国的初始环境与当前欧洲大相径庭。欧元区国家不应该放松改革，寄希望于欧洲央行债券购买项目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即便这些国家无法克服政治障碍来实施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他们也可以实施提升总需求的政策。

诚然，欧元区主要成员国庞大的政府债务阻碍了实施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增加开支或降低税收)，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预算赤字来提升需求。但欧元区各国政府可以通过改变税收的结构来刺激私人部门支出，而不会降低净税收或增加财政赤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QE对美国增长和就业产生刺激作用并不意味着QE在欧元区也能取得成功。QE对美国需求的效应反映了2008年联储启动大规模资产购买项目时的金融市场环境。当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4%，正是联储激进的购债项目以及长期维持低利率的承诺使得长期利率跌至1.5%左右。

长期利率的急剧下降促使投资者买入股票、推动股市上涨，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也推动房价回升。2013年，标普500指数上涨30%。股市和房价双双走高使得美国家庭的净财富在2013年上升了10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60%。

家庭财富增加反过来推动消费支出上升，后者又促使企业增加产出和雇佣，从而带来居民收入进一步上升、消费支出进一步增加。其结果是，到2013年下半年，美国实际GDP增速提升至4%。在天气因素造成2014年1季度放缓之后，GDP继续以高于4%的年率增长。

因此，美国QE的成功在于联储能够推低长期利率。相比之下，欧元区的长期利率已经处于极端低水平，德国和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为0.5%，意大利和西班牙仅1.5%。

因此，QE在美国起作用的主要机制在欧元区并不存在。将欧元汇率从1.15(QE推出前的水平)打压至平价甚至更低将会有所帮助，但可能是不够的。

幸运的是，QE并不是政策制定者唯一可用的工具。任何欧元区国家都能够通过修改税收规则来刺激企业投资、住房建设和消费开支，而不用增加财政赤字、也无需申请欧盟批准。

我们以刺激企业投资为例。税收抵扣和加速折旧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税后投资回报率。其造成的税收损失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所得税来弥补。

类似地，政府可以允许购房者降低抵押贷款利息支付(就像美国的做法那样)，或者对抵押贷款付息提供税收减免，从而提升住房需求。对购房实施暂时的免税将会刺激购房，而近期刺激效应高于远期。此处税收的下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来弥补。

如果政府提出未来5年每年提高增值税率2个百分点，居民将会赶在将来价格上涨之前提早购房。增值税率上升所造成的实际收入下降可以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薪资税和提高转移支付来弥补。

尽管欧元区成员国无法调整他们的利率或汇率，他们可以调整税收规则来刺激支出和需求(不同国家应该有适用本国国情的政策)。现在应该轮到各国政府领导人认识到光靠QE是不够的，并开始思考还应该做什么来刺激支出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