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江苏省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陈宗彪，这样描述：“这种印钞机我们都是通过秘密的地下交通线前往上海，前往南京，有的甚至前往国民党的统治局，或者是漏的统治区，把它秘密的拆零拆下来，进行秘密的再运回到我们的根据地来进行组装使用。一旦遇到了敌人扫荡，那么我们再把它拆零，就地埋伏，就地沉入水中，一旦待到日军走后我们再把它捞起来，从水里捞起来，从泥土当中再把它拿上来，进行重新的组装使用。” 得知抗日根据地里成立了江淮银行，1941年的夏天，日伪军就对盐城一带发动了大规模“扫荡”。目的就是要把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年9月，新四军撤消江淮银行总行，将江淮银行的金融骨干化整为零，分别组成盐阜银行、淮北银行、浙东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虽然江淮银行的生命短短不到半年，但化整为零之后的江淮银行，则以更大的力量，出现了抗战的经济战场上。

　　1938年：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场 他们用生命开银行

　　1938年4月，原青岛中鲁银行总经理张玉田逃回了掖县老家，躲避战火，刚回家，他就碰到了几个扛枪的军人，对方邀请张玉田去县政府一趟，商量公务。一番商谈，张玉田才知道，这是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想让他出面，创办抗日民主政府自己的银行。

　　接下这个任务之后，张玉田随即召来了几位银行职员，开始筹备银行的创立。但当时天津和青岛都被日军占领，印制钞票的纸张和铜版都很难买到，建立一家银行的基本条件一个都不具备。

　　原掖县档案局副局长方秋漪介绍说：“当时纸要从天津买, 制版也到青岛制版, 版制出来以后往掖县运非常困难, 鬼子封锁相当严格, 当时都冒着生命危险。” 张玉田凭着自己的人际关系，潜回被日伪占领的青岛，买到了印制钞票的铜版和印钞纸。一路上，为了躲过日军的搜查，张玉田把这些物资装进一个铁箱里，再把铁箱拴在船底。几经周折，财顺利将这些物资运回了掖县。紧张忙碌了4个月后，1938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自己的银行终于成立，她的名字叫北海银行。根据地百姓也第一次用上了自己的货币北海币。 1939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但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各抗日根据地先后诞生出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银行结合斗争实际，实行分散发行地方性货币、分区管理、互不流通的金融方针，发行的地方性货币达到500多种，有力的抵抗了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战线上对于抗日根据地政府的进攻。

　　1938年：国民党疯狂“撒钱”致通货膨胀 粮价一天翻十倍

　　在抗战的历史上，看得见的战场是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但在看不见的货币战场上，抗日武装和侵华日军以及国民党政府之间，其实更是短兵相接，寸土不让。1938年眼见着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始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根据地周边的国民党政府和侵华日军，开始抓紧利用手中的法币，搜刮抗日根据地物资，提前打响金融战。 193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在财源匮乏的境地下，无视货币的快速贬值，开始大量向市场投放法币，而且，重点投放的区域，就锁定在了抗日根据地的外围。短短几个月时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抗日根据地的物价大幅上升，百姓生活面临困难。

　　原阜平县党史办主任张士双就这样描述说。 “那时候一天一个样，那时候我们家里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你看我们就做烧饼、卖馒头，搞搞这些东西，每天那个地方有个，一天一个价格，一天一个价格，当时一个烧饼二分钱，明天就是两毛钱。”

　　1938年：日军伪造货币40亿 蓄意扰乱中国经济

　　而侵华日军在货币战争上的手段，更为狠毒，在2009年5月19日，日本《东京新闻》刊发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川崎市明治大学的校区里，两栋破旧木头房即将被拆除。这两栋房屋很有来头，是原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的仓库。在70多年前，日军就是在这几栋房屋里，设立秘密工厂，专门伪造和生产中国货币。

　　当时它的主持人是日本的一个少佐叫山本宪藏，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他来到伪满，从事中国的许多情况的调查工作，这个人从小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抱负，就是伪造钞票。《东京新闻》报道的登户研究所，真实名字叫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秘密机构。原本这个研究所主要研制生化武器，1938年，山本宪藏来到这里后，向上级递交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明确提出：“本工作要隐蔽地持续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中国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通常的交易，采购军需品或民用品。” 东条英机，这个在1948年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不仅在军事上发动了侵华战争，他在1938年12月亲自下令，启动了登户研究所伪造中国货币的计划。在经济战场上，对中国也发起了进攻。

　　现在梳理抗战的历史，日军发动这场货币战争的时间，与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遭遇的挫折不谋而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曾狂妄的计划，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但速战速决的战略被迎头痛击了之后，但一场淞沪会战就从1937年8月打到了11月，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彻底破灭。从1938年开始，侵华日军调整了战争策略，除了军事上持续加压之外，伪造中国货币，夺取物资，搅乱市场，拖垮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也被日军列入了最高战略。

　　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登户研究所的印钞机一直没有停止。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间，这里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多亿元。此外，日军还利用伪政权银行，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华北、华中等地大量印制假钞。这些假钞连同日军的残酷封锁一起，扼杀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1940年：决战货币之争 抗日根据地出奇制胜

　　虽然没有听到任何的枪炮声，但此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战场上，已经到了要决战的时刻，与法币脱钩，发行自己的货币，成了抗日根据地实现金融自主的唯一选择。1940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对外宣布，在根据地内“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抗日根据地人们自己发行的货币，成为了根据地里唯一的本位币。

　　虽然抗日根据地政府拿出了应对的办法，禁止了法币在抗日根据地里的流通，但货币战场上的较量并没有由此结束，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政府随即抛出的，就是用假钞制造混乱，冲击根据地的金融市场。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政府首先推出了一款土纸印制的钞票，根据地银行在这种民间制造的纸张上，加上了带颜色的纤维，印上了自己独特的水印，一时间，这样的货币，让日军的专业伪造机构，根本无法模仿。而更加出奇制胜的一招是用桑树制货币，把桑树的树皮剥下来，经过水里的浸泡，然后经过多层多次，多种的工艺流程以后，制造的一种纸，这种纸来进行印江淮银行的钞票，日伪根本仿造不出来的，因为它这种材料是独特的，一般的地方都不容易生长这种树，唯抗日根据地当地特有，日伪银行在当时连仿制它的纸张都无从购买。更不要说展开大规模的生产。抗日根据地为了防止发行的钞票被日军仿制，还有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不断改变钞票的颜色，几乎每半年，根据地银行就会对钞票的颜色进行更改，日本伪造一种新纸币，起码要费时半年，等到做好的假钞运到根据地时，日军才发现根据地银行早已更换了货币的颜色，从日占区运来的假钞，完全被挡在了根据地之外。在这场和侵华日军真假钞票的大战中，抗日根据地的土办法，让日伪的先进的制造假钞技术几乎无用武之地，频繁更换货币的颜色，调整货币使用的周期，这些办法，把日伪打的往往是措手不及。

　　1943年：货币战渐入尾声 抗日根据地金融体系站稳脚跟

　　货币上战斗的天平，在1943年底开始倒向了抗日根据地政府，各个根据地银行驱逐法币的任务，在这一年基本完成，而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也逐步在边区站稳了脚跟，并且取得了边区百姓的信任。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这意味着法币已经大规模的贬值。在与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政府不见硝烟的经济战场上，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众一起，保卫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果，从而让抗战夺得胜利，增添了有力的砝码。抗战结束后，经党中央批准，原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华北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山东政府的北海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

　　今天回忆抗日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抗战的战场，不仅仅只是由军事斗争组成，在那个不见硝烟的经济战场上，抗日根据地政府和侵华日军展开的斗争，是那么的残酷和紧迫。货币上的每一次较量，都将抗日的命运推到了危急的边缘。共产党人在经济战场上取得的战绩，最终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