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开始写剧本始于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演员档期都定了，杨德昌觉得剧本不对劲，不想开机，投资公司的压力也很大，就让陈国富帮他改剧本，边拍边改，在客厅拍，他就在卧室写，拍外景，他就在导演车里改对白。1986年11月6日，在台北第二区济南路69号一家日式老房子里，四五十人喝酒庆祝杨德昌的生日，这次聚会上，侯孝贤、陈国富、赖声川、吴念真、焦雄屏、詹宏志等54名台湾电影人签订了后来著名的“台湾电影宣言”，或称《“另一种电影”宣言》，分成“我们对电影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的忧虑”、“我们期待的改变与我们自己的决心”三部分；掷地有声地对台湾政府、媒体圈和评论界抛出了在台湾发展有别于商业电影的“另一种电影”的现实呼声。法国《电影手册》的主编让-米歇尔·付东把这份宣言书誉为当年世界电影的年度事件之一。 

陈国富回忆那个时候的他们很单纯，有抱负，但是没包袱，社会可能很动荡，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包括党内外斗争，但那个时候，他们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生活里除了电影及理想外，没有别的东西，当时我们也都没钱。那时候侯孝贤可能还负债。我也一无所有，那时候他们来我家，一看，真是家徒四壁，除了书之外，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但是就像陈国富说的那些所有的磨难和经历，真的都无所谓，数年后便是他们的财富。新主流电影运动开创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台湾电影曾经陷入死寂的局面。远走美国的李安自顾不暇，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这三位台湾电影主将，纷纷放弃大众市场，拍着一些叫好不叫座（甚至很难和观众见面）的电影。那时候，走进任何一家影院，全是港片或好莱坞电影的天下，台湾电影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新浪潮电影运动已经是过去式，接下来应该何去何从？

导演远离观众的日子并不好过，那时候以陈国富为首的台湾电影人，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发起“新主流电影运动”。而所谓的新主流运动，其实就是商业电影。事实上，对台湾电影人来说，他们缺乏的不是才情灵气，也不缺乏对电影的热爱，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集各种资源于一身，还能带着大家寻路突围的领导者。陈国富当时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他用一句话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没错，陈国富是一个打着赤脚闯进电影圈的人。没有做过场记和副导演，没有泡过剧组，更没有权威的老师引路。他不同于大多导演的发达之路，而是一路自学，误打误撞写影评入行，创办金马国际影展、与侯孝贤、杨德昌创立电影合作社；到90年代开始独自摸索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