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网站7月5日发表题为《七十年之痒》的文章。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懂得了经济合作的好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未能设立帮助引导世界经济的机构，这加剧了大萧条并为下一次重大灾难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及其盟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度假胜地起草了世界经济的初步管理计划，并设立了一些机构来保障该计划的实施。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在70年前的7月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帮助迎来了一个长久而相对平静的经济增长时期。

然而，今天的大国似乎忘记了这一教训。美国和欧洲未能加强和改革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它们在扩大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作用方面行动迟缓（中国的投票权仍小于比荷卢三国）。与此同时，像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中国在其周边显示实力但把全球领导地位外包给别国。这两点加在一起，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又一段危险的、无领导的时期。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部分规定比其他规定更持久——到上世纪70年代末，资本控制和固定汇率已经基本消失。但现在看起来整个体系都摇摇欲坠。在全球贸易谈判仍然接近停滞时，各国都在抱怨破坏稳定的资本流动。奥巴马明智地推动了一项计划：给予IMF更多资金并加强IMF内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然而，国会拒绝支持这些已经达成一致的改革。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都谋求互相之间以及与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达成雄心勃勃的贸易协议。然而，这些协议还没来得及达成，国会实际上就已阻挠了这番努力。

中国领会了暗示。它对世界银行和IMF本来就不大的兴趣开始减退。中国领导人正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体系。在本月晚些时候的一次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领导人估计将同意设立5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并考虑按照IMF的模式设立金砖国家应急基金。中国还计划设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与日本占主导地位的亚洲开发银行抗衡。

与西方的地区贸易协议一样，孤立地看，中国的机构建设看起来是有益的。为什么不投资于欠发达国家？然而它的一大堆显然排除富国的计划，可能标志着一种战略转变。 中国不是在现有体制中承担更多责任，而是在创造一个对立的体系。

如果凯恩斯还活着，那么他不仅会因为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风险而叹息，而且会因为错过的巨大机会而叹息。通过达成多边协议而使贸易更加自由，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并减少重商主义政策的诱惑——重商主义政策会招致报复。或者想象一下，如果西方和中国共同努力、解除后者对其资本账户的限制会怎样。那样的话，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变得不那么扭曲，而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将缓解西方对本国货币估值过高的担心。也许现在该派另一组显贵人物到新罕布什尔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