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教授认为，对外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账户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账户对外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势在必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资本账户不对外开放是不行的，但是对外开放过快、过急，风险得不到控制，那也不行。

未来10-20年，不加快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对不起子孙后代。因为那个时候，人口老龄化来临，改革任务也基本完成了，资源红利没了，人口红利没了，改革红利也没了，中国怎么办？必须在未来10-20年完成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抓住这个机遇，就要犯历史性错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不适应新的开放经济体的复杂形势，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特别是，更不能因为害怕犯颠覆性错误，而丧失历史机遇。

美元崛起是在二战之后，依照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挂钩。全世界人都相信美元，因为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值35美元，是刚性的。但是后来，美国的承诺守不住了，就撕毁协议，搞浮动汇率制度。二战之后，欧洲重建家园，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输送美元，让被援助国拿着美元去买东西，拉动美国出口。现在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要支持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不能倒，美元倒了中国会跟着倒霉，中国外汇储备跟着贬值。我们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要让国际社会相信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比美元更稳定、也有升值潜力。也就是要将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相信人民币就是相信美元。同时也要让美国相信，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减轻美元责任和全球金融再平衡，在相当长时间里对巩固美元地位都是有利的。

举例来说，一些国家出现资本外汇挤兑，某些机构不看好该国经济的未来前景，都要抛售该国货币，换回外汇，逃离出去。进口厂商这时候提前购汇，因为未来要贬值，提前购汇一年半年；出口厂商得到的外汇也不拿回来了，都停在海外，这就乱套了。这个时候，中国可以公开表态，一旦该国资本外汇出事，需要借钱，中国将会伸出援助之手。这个国家的客户可能需要美元，而不是需要人民币，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借人民币给他，他拿人民币购买美元，到时候再还我们人民币，这叫“外汇三角运作”。这是一种创造，无中生有，创造了对人民币的海外需求。

在美元都向美国回流的时候，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下降，资产价格、债券价格在上涨，中国趁机把美元收益调回来一点，形成平衡，中国将美国国债变成现金，而且还能赚钱。把钱弄回来，中国自己这边的外汇市场波澜不惊。中国借出人民币，然后客户又拿这个人民币从中国购买美元，结果人民币供给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对冲掉了。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账上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减少了，增加了对外人民币债权，同样是债权，币种改变了，人民币在升值，这样做其实是把中国4万亿外汇储备的负担让更多国家来共同承担。

中国不能什么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4万亿外汇储备是有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麻烦，让大家分担一点，中国压力就会轻一些。有些国家借了中国的长期债务，可以10年、20年慢慢地还，将来没钱还，可以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中国拿人民币去买，然后这些国家拿着人民币再还给中国。要让外国相信人民币，首先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三十年发展机遇期，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强有力保障；同时，也要巧妙地设计交易结构，比如“外汇三角运作”，创造条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中国金融开放过程中，要逐步加大放开对私人境外投资的资本管制。老百姓把手里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再把美元拿出去到外面买房子，属于在国外投资，没有什么坏处，这叫藏富于民。这样一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就少了，压力就小了，调控货币政策的空间就大了，自由度就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小了。钱走出去了，人也走出去了，国民素质因此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也会提高。世界上市场那么大，中国人那么聪明，又有钱，让他们出去，符合现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扩大资本账户对外开放，有很多好处，可以把风险分散掉、转移掉。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重新实现内外平衡。首先，增量上要把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基本政策目标，同时要盘活存量，把现有外汇储备用好，用活。同时，通过政策创新来引导藏富于民，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让他们分散风险、承担风险，加快走出去，这对改善中国经济内外平衡大有好处。政策上，可以征收托宾税，也叫金融交易税，就是资本进出国境的时候，征收1%的税。这样一来，短期资本、投机资本来炒作的话，就要掂量掂量了。要鼓励长期资本沉淀下来，保证长期投资的安全感，把投机分子、见风使舵的人都清理出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能由投机资本来决定，而是由长期外汇供求关系决定。保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实体经济发展有利。征收托宾税是一个好办法，可以促进资本账户开放，但是放而不乱。

走出去的人民币，也是人民币，但已经不是本币，而是外汇了。大家要适应人民币作为外币这个新的形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