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

上篇短文，我倡议：“以妥善和适度监管为前提，鼓励公平竞争，创新发展，才是激励企业发展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正确方向。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可以为此献计献策。”观今日围绕互联网金融监管之争，情绪化和极端化说辞触目皆是，实非善事。各方贤达皆应秉持理性、客观、建设之心态，坚守维护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发展之目标，以共同探讨如何妥善和适当监管互联网金融以及其他新金融业务。

本文要说的中心意思，是适度监管和金融创新并非一对矛盾。金融创新和适度监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适度监管为金融创新保驾护航，让创新既充满活力，又平稳健康。相反，若没有适度监管，金融创新往往容易走向过度乃至疯狂，最终自取灭亡。前车之鉴，比比皆是。

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和监管既相互对抗又相辅相成之历史。起自1792年《梧桐树协议》的华尔街，近一个半世纪里没有什么政府监管，只有行业自律组织和自律规则。纵观1792年到1935年一个半世纪的华尔街金融市场，危机几乎无日无之。一夜暴富一夜暴穷的故事是家常便饭。过度投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蓄意欺诈、恶意炒作、旁氏骗局、股票注水、财务造假、买空卖空、支付违约、携款潜逃……举凡人间可以想象到的金融犯罪，华尔街随时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每次危机之后，除了行业自律组织和规则得到强化之外，要求政府监管华尔街金融市场和改革货币金融体系之呼声同样日益高涨。1913年美联储创立之缘起，就是1907年席卷华尔街的巨大金融风暴。然则，信奉“愿赌服输”之自由市场理念的华尔街金融家，仍然不愿意政府插手他们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游戏。客观上，当时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之影响力远远超过华盛顿之官僚集团。好在那个时候华尔街金融动荡对美国实体经济和普通百姓之影响尚属有限，故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酿成惊天大祸。

然而，自1910年代开始，美国迅速迈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实体经济的公司股票快速取代债券和外汇，成为华尔街金融市场的中流砥柱。1920年代，美国迎来有史以来最疯狂的股市投机，以短期融资、融资融券和买空卖空为代表的股市投机成为时代潮流。许多人欢呼美国已经迈入“经济金融崭新时代”，连经济学大师欧文费雪亦高呼美国股市“具有无限光明的发展空间”。股市疯狂炒作和极端乐观之声，完全掩盖了要求强化股市监管和约束金融创新之诉求，连美国总统胡佛要求遏制投机、限制融资融券和买空卖空之呼吁，亦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最后的结果世人皆知。1929年华尔街崩盘和由此引发的大萧条，刺激出美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金融监管改革。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银行法》和《证券法》，将美国所有金融活动置于政府异常严密的监管之下。

这一页历史精彩纷呈，值得今日辩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朋友仔细回顾。1920年代，藐视和漠视监管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投机事实上几乎完全毁灭了华尔街。1929年崩溃之后，要求政府完全关闭华尔街股市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美国民众再也无法遏制他们对华尔街金融“吸血鬼”和“强盗大亨”的极端愤怒，坚信正是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贪婪和投机毁了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正常生活。70年之后的2008年，华尔街再度爆发堪比1929年的金融海啸，“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运而生，波及全球。美国国会设立专门委员会检讨金融海啸之原因，长达3年时间反复调查研究得出关键结论，认为监管缺失或监管不力是导致2008年金融海啸的核心原因。此所以“沃尔克法则”应运而生，此所以《多德•弗兰克法案》应运而生，此所以《巴塞尔协议III》应运而生，此所以纳税人不再愿意出资救助那些“贪婪成性”的金融大亨。

让我们回到互联网金融。事实上，美国对互联网金融之监管，比中国和其他国家要严格得多。以所谓众筹融资（P2P）为例。从众筹金融发端之日起，SEC（美国证监会）就将其纳入其监管“天网”，明确规定众筹平台不得涉足任何真正具有“金融含量”的业务。凡违背此基本原则之众筹企业，一律关门整顿，毫不客气。譬如美国众筹行业的明星企业Lending Club 2007年5月开始在Facebook试水，4个月后对公众放开，风生水起，大有看头。然而，该企业却悄然违规，它在撮合借贷双方融资协议之余，不仅为部分客户提供融资和担保，而且还将某些客户贷款打包，实施证券化，然后到市场转卖。此类业务属于纯粹具有“金融含量”的业务。其他P2P公司亦有类似违规行为。SEC断然勒令Lending Club、 Prosper等众筹公司停业整顿。要求它们对收益权证进行注册，此后该公司经历长达1年的静默期，期间Lending Club只能凭借自有资金支持借款人交易，经过静默期的整顿规范之后，该公司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目前虽然为美国最大的P2P企业，其月度融资规模不过10亿人民币左右，年度融资规模不过10亿美金左右。由此可见美国众筹融资绝没有国人所想象的那么“疯狂”。

再以今日许多中国朋友喜欢拿来对比的互联网支付来说，美国监管部门对互联网支付可谓严防死守。迄今为止，全球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互联网支付其实只有一家“贝宝”算是颇具规模的知名企业，其他互联网支付企业皆没有大发展。时至今日，美国金融支付业务至少80%以上仍然通过传统支付体系完成，即使是互联网支付企业，也必须与传统支付体系密切合作。想完全摆脱传统支付体系、另起炉灶，则为监管部门所不许。

反观中国，我们对互联网金融可以算是最宽容和监管最少的国家之一。中国众筹金融诞生近5年，至今没有任何监管，完全是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早已超过百家的互联网众筹公司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违规违法现象屡见不鲜。2013年已经有多家P2P企业关门大吉。我相信未来数年内，至少80%的众筹公司可能会销声匿迹。弄不好整个行业会死光光。这就是毫无监管、放任自流、野蛮生长的沉痛代价。

应该说，我国监管部门对互联网支付产业非常宽容，甚至可以说有点宽容过度。几年内，总共发放了200多张支付许可证。算是成熟一家，发放一家。当然，目前我们还无法评估如此众多支付公司的经济和金融效果。不过牌照发放之宽松，全球范围绝无仅有。除此之外，监管部门为鼓励互联网支付行业发展，还牵头帮助成立各种相关协会，譬如支付清算协会以及各个层次的互联网金融协会。

历年以来，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皆明确表示要大力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在不同场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主管支付的副行长刘士余以及易纲副行长，均表达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支持和鼓励。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则首次明确要求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支持和鼓励创新并非意味不要监管，放任自流，野蛮生长。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不是监管太多，而是太少。此次央行只是“暂停”某些互联网金融业务，业界人士好像突然遭遇了“黑天鹅”，措手不及。其实正好说明互联网金融从业者对监管重视不够，尤其是主动与监管者沟通、协调、咨询、共商不够。金融从业者和创新者的正确态度不是回避监管，更不是抵制创新，而是应该积极主动与监管者沟通协调，帮助监管者了解行业大势，共同制定妥善适当的监管规则。

互联网金融监管是大问题，不能指望情绪和口水。所谓“动了谁的奶酪”、“伤及既得利益所以央行出手”等无端揣测更是于事无补。风物长宜放眼量。无论是传统金融从业者还是互联网金融从业者，皆应跳出所谓利益之争的狭隘“窠臼”，占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支付安全和行业健康平稳发展之高度，群策群力，共同为互联网金融的妥善和适当监管奠定一个良好架构。

（来源：中国日报网 涂恬 编辑：王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