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住建部官网宣布，原辽宁省省长、省委副书记陈政高担任住建部党组书记。

市场因此对中国棚户区改造有了更多的推测，低收入群体对棚户区改造充满憧憬。憧憬不是空穴来风，在担任辽宁省省长之前，陈政高曾长期担任沈阳市市长、市委书记的职务。其任职沈阳的近8年时间中，是沈阳市大力开展棚户区改造的“高潮期”。自2008年1月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后，更是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作。

从李克强到陈政高，辽宁进入棚改攻艰期，根据公开数据，从2005年到2011年底，辽宁全省累计改造棚户区2910万平方米，改善了70.6万户住户、211.4万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预计到“十二五”期末，辽宁省完成保障性住房累计将超过200万套，全省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覆盖面将超过20%。

棚户区改造不是免费午餐，与所有的保障房一样，面临着成本、商业运作等巨大压力。中国式的棚户区改造首先是通过房地产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极具中国特色；其次，改造棚户区相当于改造贫民窟运动，推倒棚户区是再造城市经济生态的过程，是让城市低收入居民与城市经济一起发展的过程。

在全球各大中等收入的人口大国，从印度到巴西，贫民窟像狗皮膏药一样大片大片贴在大城市的肚脐眼上、腿上、胳膊上。而中国政府，显然认为找出一条解决棚户区的高效、公平道路。

棚户区改造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资金。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去年表示，虽然当年可以如期完成304万户棚改任务目标，但棚改仍然面临改造难度大、资金缺口大的问题。目前尚未改造的棚户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独立工矿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三线企业较集中的城市。处于中西部地区的棚户区，大多远离城市、县城，即使在城市中心区的棚户区，建筑密度都很大，加之各地一般遵循先易后难原则，待改造的难度更大。

资金来源于几块。按照辽宁的经验是 “九个一块”，即“政府补贴一块、政策减免一块、企业筹集一块、个人集资一块、市场运作一块、银行贷款一块、社会捐助一块、单位帮助一块、工程节省一块”。这九个一块概括而言，是通过政府渠道、市场渠道和社会渠道三大渠道筹资，其中政府渠道资金占比大约是38.67%，起杠杆作用；社会渠道资金权重仅占5%；市场渠道资金权重大约是56.33%。其中，市场资金中由政府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得的资金占比是5.63%～11.27%，由参与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得的资金占比36.33%～46.33%。从2005到2010年，辽宁省各级政府为棚户区改造融资732.46亿元，共撬动资金1894.13亿元。

政府财政支出发挥了撬动市场资金的“杠杆”作用，市场资金则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府分配新楼房，以低价补房屋超出部分面积的政策，相当于扶贫，而这部分资金或者在预算内由政府节省而来，或者由纳税人支付，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中国式办法。而市场资金则包括低息的政策性融资，或者市场利率贷款、信托等融资，前者是政策红利，后者则需要当地经济发展、土地收入上升才能解决。

为落实国务院提出的2013年-2017年新增1000万套的棚户区改造计划，中央预计资金总安排2.5万亿。其中，中央财政补贴安排2400亿，地方财政配套2400亿，国家开发银行安排6000亿中长期贷款、1000亿软贷款，带动商业银行1000亿商业贷款，计划发行2000亿债券资金，其他资金来源1.2万亿。平均计算，中央财政补贴每套能达到2.4万元。

任志强先生在去年8月房地产博鳌论坛上算了一笔帐，地方政府配套投资不会少于1.2万亿，资金主要通过商业运作而来，明确提出地价不能跌——我们专门到总理去访问过的棚户区改造区了解情况，按照原来的计算，7平方公里的地，3.5平方公里用于400多万平方米的回迁，还要拍卖3.5平方公里的土地，算一算还缺几十个亿，除了政府的补贴之外，还要新拿出一部分地拍卖，这样才能解决这个十万多人的棚户区改造问题，这是新增的一部分。我说的这3.5是什么呢？就是7平方公里里倒腾出来的这3.5平方公里，原有的建设用地，也得全部拍卖了。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就说明，他不可能把这个地价压得再低，再低一点就没法还钱了，所以必须保持适度的收益，才能完成棚户区改造的任务，还要拿出新增的收益中其它的一部分才能解决。较高的房地产价格，是对有能力购买商品房者的隐性重税，高房价是变相的公平税，转到棚户区拆迁户手中。

通过钱钞大幅提高地价的确可以解决资金难题，却无法避免泡沫威胁，本届政府决心戒掉发钞习惯，健康的办法则是靠发展当地经济，让当地的房地产价格随经济发展逐步增长，棚户区中的居民通过提高技能，获得更高的薪酬，发挥消费能力。

仅仅推翻低矮平房，贫民窟居民教育无法提升、职业通道无法打开，终会以新的形式沦落为新贫一族，棚户区滚地龙将以新的形态卷土重来。有教育、有工作、有发展、有前景，才能铲除滋生贫民窟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