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增强历史认知

　　今年3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甲午历史进行殇思，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会于今年2月作出决定，把每年的12月13日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第一，殇思是为了更好地认知历史。　　

　　前几年，笔者去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访问，询问该馆馆长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他说是历史认知问题，再进一步问及历史认知表现在何处时，他告诉我们是遇难人数争论问题。当时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众所周知，德国人的历史认知比日本人要好很多，而奥斯威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成立早，历史保有度好，尚且存在历史认知问题。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历史认知问题。

日本人的历史认知较差，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但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否定甲午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加害行为。在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还是空白的时候，日本有不少人已经出版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如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等，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肯定发生过的事。但是，由于日本战后教育的误导，日本现在不少人，包括日本政要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是十分糟糕的。笔者曾经出访日本，参加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印象最深的是在席间与两位日本外务副大臣的对话。其中一位完全站在右翼势力的立场上固执己见，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位虽然每年来中国七八次，但从没有前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对历史有很多偏见，不过他表示今后愿意来馆看看。

　　中国人的理性历史认知也很重要。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对甲午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理性认知也是不够的，由此产生这样那样的偏见和情绪。

　　第二，历史应当成为理智的启迪。

　　恩格斯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国耻国难，它留给人们太多的历史思考和启迪。试问，如果国家富强，不畏强敌，哪里会发生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如果军力强大，御敌于国门之外，哪里会有南京大屠杀中的民众受难？不要轻视和矮化悲剧文化，人们可以从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这或许会永远促进我们的文化自省和自觉。正如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所言：“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一个民族怎样对待历史，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我们今天不是为了历史去研究历史、思考历史，更不是为了复仇，而是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凝聚民族的力量，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第三，国家公祭具有重要的战略考量。

　　今年的12月13日，中国将在历史上首次举行国家公祭，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12月13日，在近代亚洲的历史上、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在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极具坐标性意义的日子。它要悼念的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死难的30多万同胞，也包括甲午战争期间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所有中国人。它和7月7日、9月3日、9月18日等特殊的日子一道，已经载入了国家史册，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表明一个国家对历史的认知趋向成熟。饱尝侵略痛楚、历经战火洗礼的中国人民，更懂得落后就要挨打，也深知今天的和平与安康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血的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更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甲午战争屈辱的历史已经过去120年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已经70多年了，我们国家没有对战争中死去的民众进行过悼念，这或多或少成为一种缺憾。从1994年开始，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了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但这仅仅是地方性的悼念活动。从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都要举行国家公祭，这已经是一项立法决定，成为一种国家意志，是一种战略考量。在重大事件发生地进行国家公祭，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惯例，如奥斯威辛、法国诺曼底、美国珍珠港以及9·11恐怖袭击发生地等。这也是尊重死难者生命价值的体现。我们总是抨击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参加国家公祭悼念死难同胞，来凝聚人民的爱国意识呢？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的这一愿望将在今年变为现实。（作者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