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底始于西方的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一起拖入泥潭。这样的情境，让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全球化进程，再度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败笔”的文章，指出欧美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深受“全球化的危害”；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岩则批评全球化是一个“怪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谈话中则将此次危机看作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

全球化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的崩溃，在这里，反思全球化的思潮与反思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合流了。正如阿尔君·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指出的那样，“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眼里，(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旧货甩卖场。它为日本人提供高尔夫假期和房地产；为欧洲和印度提供商业管理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为巴西和中东提供肥皂剧灵感；为南斯拉夫提供首相；为波兰、俄国和任何敢试的国家提供供给学派经济学……”阿帕杜莱这种对全球化的尖刻讽刺，被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所注意。

作为过去30年中学界规模最大的两套译丛(海外中国学译丛、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主持人，刘东显然并不是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对全球化和西方价值观的攻击。在他长期进行的另外一项工作—国学研究映衬下，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的失败，或许也意味着西方以外的价值体系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中国。

事实上，在上世纪末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显然是过去15年里，受到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一进程再次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前台。于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全球化这对矛盾—刘东在《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中聚焦的问题—也就成为刘东和他的同侪们亟待回应的题目。

在《再造传统》里，刘东先对全球化的概念做了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刘东发现，“各国学者围绕着”全球化“的问题，几乎对每件事都没有共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那样，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则是悲惨的祸根。这样混乱的知识状态，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尚在过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给人类知识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含义仍是“各种不同义项的叠加”。而与西方学者将“全球化”定义为西方化、国家化和世界化的同义词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普遍化和星球化。他认为，唯有“星球化”这一义项，才强调了人类横跨星球的某种空前联系，并构成了某种新型的知识范式。

也正是基于此，与其他批判全球化的学者不同，刘东将全球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宿命”，正所谓“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他表示，既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浪潮不会放过任何人，那么就只有以昂扬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去承担无可规避的命运。当然，将全球化当成宿命来承担，并不意味着就此而沉湎于宿命论。刘东进一步指出，正相反，只有在接收既定历史结构的同时，才能在对于历史的不断修正下，去减少、化解和驯服全球化所带来的“疏离和异在”，以避免最终成为这一过程中的输家。

围绕“中国特色”，刘东在《再造传统》里，还详细分析了申遗、语言、建筑、电影、中医、体育、通识和家庭八个方面的传统，在遭到全球化冲击时，经历了怎样的侵蚀。譬如，在传统的中国式家庭中，我们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这样既能保障教育的完整性，也让前途得到把握。然而，在“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观念侵袭下，传统大家族中的负面效应却被一味地扩大。这些传统本应在全球化时代提供有价值的观念，塑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并缓和和修正全球化的错误。

在刘东那里，全球化不再仅仅是一种宿命，也同样成为一种契机。它给予我们机会，去重新审视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价值。他表示，“全球化的离心力在于，它激发了地方独特意识的提高，实际上是地方特色的重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既大胆又谨慎的文化权衡！”这种文化权衡，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再造传统”。